三年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多年来许多国际组织和专业人士一直在警告可能会发生一场全球大流行，但新冠疫情的爆发还是让全世界猝不及防。我们希望疫情危机尽快过去，但是这能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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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曾表示，“疫情总有开始，也终将结束”。然而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来看，大流行并不会很快消失。我们生活在疫情时代，面对的不只是一场疫情危机，这次疫情还会带来许多重大而持久的变化，许多影响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逐步消除。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新书《大叙事》中，提供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叙事，阐明了即将到来的变化和人类的对策，从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这五大领域，审视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将要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问题，采用多元化视角分析这五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和人类社会的未来之路。
01
世界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
当前，全球公共债务达到了“二战”以来的峰值，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达到了战时规模，这使财政和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变得十分困难，将给“决策者带来艰巨的挑战”，在通货膨胀可能卷土重来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严重。当利息开始上升，债务的可持续性会立刻面临风险：政府的偿债成本会大幅攀升。在增长放缓、债务上升的背景下，世界将走向何方？
在诸多影响中，有四个方面最为突出：第一，国家之间的趋同性终止；第二，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第三，生产效率再次提升；第四，加密货币强势出现。前两个将产生很大的问题，第三个将为我们带来希望，第四个则揭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未知和不确定性。
第一，富国和穷国之间趋同性的终止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成为后疫情时代经济格局的系统性特征。目前来看，一个可以确定的趋势是，世界经济的疫后复苏将是不平衡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要远逊于发达国家，这种相互背离的情形将会形成“双速”全球经济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曾预计发达国家的经济产值到2022年将会恢复至疫前水平，然后便会小幅超越，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少在2025年以前都会远落后于这一趋势。
在可预见的未来，出于几个现实原因，全球经济增速将低于以往。
这些原因包括（不按特定顺序排列）：
全球人口老龄化、
社会不平等、
全球化的局部倒退及其带来的供应链危机、
高负债水平、
地缘政治冲突和中国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趋缓。
这些因素通常会相互交织、相互强化，限制未来的经济增长.
最早提出用更好的人类进步指标来取代或补充GDP的是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他在“二战”前夕首创GDP概念，但很快意识到这一概念并不能涵盖社会福祉。罗伯特·肯尼迪在几十年后指出，GDP衡量一切，但“无法涵盖那些让生命有意义的因素”，包括健康、教育和儿童福利等。
自此，各国不断探寻能够代替GDP的指标，比如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马来西亚提出的“生活质量指数”、“真实发展指数”，经合组织认可的“美好生活指数”和“同一个地球资产负债表项目”等。所有这些提议都旨在采取不同的方法，用社会、环境因素补充甚至取代GDP指标。虽然此类努力仍在继续，但用人均GDP（平均每个人创造的GDP）来代替总量GDP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人均GDP反映了一个被大多数替代性方法忽视的关键现象：有些国家的人口下降了。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日本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日本同时面临人口下降和增长停滞两大问题。但是如果将人口结构纳入统计数据，将总量GDP转化为人均GDP，我们就会发现日本的发展表现要好于大多数国家。日本的人均GDP一直在高位上保持增长，并且自2007年以来，适龄劳动人口实际的人均GDP（这个定义比人均GDP的范畴还要窄）增速超出了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
随着世界各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经历了人口的负增长，人均GDP将成为最好的衡量指标：如果人口降幅大于总量GDP降幅，那么即使出现经济衰退，人均GDP仍有可能呈上升趋势，这或许表明实际情况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主张使用人均GDP这一指标的理由包括：它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采取的措施有助于强力提升该国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指数），比如更高的预期寿命、更有效的社会保障、更低的婴儿死亡率和贫困率、更少的空气污染和腐败问题。
这些已经得到一年一度的《世界幸福报告》的证实。
根据最新发布的报告，在排名前二十五的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哥斯达黎加）的人均GDP不足15000美元；而排在后六十名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
未来数年，不管上述潜在的替代性指标进展如何，许多领导者仍然会痴迷于追求GDP的最大增长，因此GDP仍将左右大多数经济决策。然而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各国将日益注重用不同的视角来衡量进步，并且会更加重视保护GDP衡量范围之外的要素（比如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凝聚力等）。
02
气候行动步履维艰
专家和科学家从未如此清晰地分析和评估人类社会面临的生存威胁，截止目前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显感受到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甚至已经快速成为一种常态。世界气象组织近期报告称，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数量在过去50年中增加了500%，造成了价值3.64万亿美元的损失，夺走了200万人的生命，尤其给贫困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环境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在与《大叙事》作者施瓦布对谈中介绍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并阐述了人类“无路可退”的重大影响：“我们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是否在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我们是否正在推动地球远离自最后一个冰川时代以来一直保持的超级稳定状态？如何在一个稳定和强韧的地球上，为人类界定一个安全的活动空间？我所想要阐述的大叙事是我们目前处于人类世的中期，人类是推动变革的主导力量，因此必须和地球重新建立连接，成为地球的守护者就必须认识到地球拥有无法改变的边界。”
气候行动目前可谓是步履维艰，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缺乏对碳排放的定价；第二，推广低碳技术的工作成效不足；第三，国际气候协定实施架构失灵。
如果不能对世界范围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定价，脱碳工作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激励。没有明确的价格，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就不会大规模改变行为方式。许多地方都制定了碳定价计划，但都存在不足之处。它们要么确定了相对高的价格却只涵盖小部分经济活动（比如欧盟只针对不到一半的经济活动实行碳定价）；要么覆盖范围很广但征收的碳税很低（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实行的排放限额和交易系统）。
诺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预测指出，为了实现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或者在2050年以前实现净零排放，到2030年碳价必须升至300～500美元/吨，到2050年以前继续升至1000美元/吨。
此外低碳技术投资不足主要是由于威廉·诺德豪斯所说的“创新激励失调”引起的，如此大规模吨开发建设离不开政府强力支持，因为绿色创新带来的公共回报要远大于私人利润。
所以一个全面的国际气候政策必须解决上述三大相互依存的问题，既要制定普遍性碳定价机制，构建有效的低碳技术公共支持体系，又要为国际气候协定打造全新的架构。大多数专家和市场参与者认为，如果不能施行系统性甚至是“激进的”改革措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进步，而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也有合法的理由来推进这些改革。
03
地缘政治：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目前对抗的原因可以用“修昔底德陷阱”的比喻来概括：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原先的霸主时，不可避免地出现结构性紧张关系。这种对抗将是未来数年全球混乱、无序和不确定性的来源，因为无论“喜欢”美国与否，对美国全球角色的质疑和美国逐渐脱离国际舞台的趋势，都必然会加剧国际动荡。许多国家原先依赖美国凭借霸主地位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海路安全并解决其他全球问题），现在却不得不自行管理自己的地盘。因此，地缘政治格局将受到“全球治理赤字”的影响。
最近，中等规模的国家更加强硬并实施自己的行动计划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比如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的行动、白俄罗斯在欧盟边境的行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行动或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行动等。尽管这些行动局限在区域之内，却使世界更危险、更混乱，因此不利于全球稳定。展望未来，除非个别国家和国际组织成功找到解决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改善合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进入“熵时代”：紧缩、怨恨、分裂、愤怒和狭隘日益决定世界的面貌，使之更难理解，缺失秩序。
由于上述所有原因，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走向将是决定全球地缘政治以及其他领域主要成果的压倒性因素。
两国在众多领域相互依存，触及国际事务的最重要方面：气候和环境变化、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国际贸易和投资、冲突和地区动荡、未来科技治理、意识形态领域根深蒂固的冲突、太空主导权竞争等。其中每项重大议题的结果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合作的能力。但经过长期的战略接触，两个国家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双方最根本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战略鸿沟无法弥合。
清华大学的薛澜把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很久之前，学者们就已经警告过这一潜在陷阱。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端表明，美国国内政治的运作方式使任何政客都无法摆脱这样的陷阱。人们曾希望美国新政府改变现状，但遗憾的是，他们错了。新政府或多或少是在重走老路。这不是随便一位政客都能轻松解决的困境。”
04
社会不平等加剧
在我们共同面对的众多社会挑战中，最具危害性、最深层次的莫过于不平等。
新冠疫情加剧了此前一直存在的不平等状况，使其在几个方面严重恶化。首先是疫情暴露了不同社会阶层遭受的不同风险，凸显了阶层之间的惊人差异。其次是疫情揭示了工作的绝对重要性、天然的价值属性与其带来的经济报酬之间深度脱节的问题。换而言之就是疫情让我们明白在危机来临时，社会最需要的人（包括护士、快递员、清洁工）获得的经济价值却最低。再次时我们观察到某些国家追求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太高了资产价格，尤其是金融市场和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从而扩大了财富差距。
《鱿鱼游戏》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系列游戏引起了世界各地观众的共鸣。富裕国家的繁荣似乎变得越发难以企及，而相互攀比带来的过度负债让许多人的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与过去相比，那些出身贫寒、缺乏社会关系的人越来越难以突破社会阶层。整个社会体系似乎对弱势群体有了深度偏见。
对不平等的日益担忧及其引发的深层次不满情绪将促使许多国家重新界定社会契约。广义来讲，社会契约是指官吏公民个人和制度体系关系的安排及预期，是连接所有人和整个社会的黏合剂。几十年来，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契约都在慢慢发生变化，在不知不觉间迫使公民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和经济成果承担了更大责任，人们对社会契约失去信任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问题、绝大多数再分配政策失效、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感觉以及广泛存在的不公平感。构建更公平的新型社会契约是一个具体而又迫切的需要。
新型社会契约会采取哪种特定模式呢？其实并没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模式，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但是有效的社会契约具有三点最为突出的共同的特征和原则：
（1） 提供更加广泛的社会援助、社会保险、医疗和基本的优质服务
（2） 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为其提供强制性的福利、最低的体面工资，并帮助他们适应创新及其带来的颠覆性影响。
（3） 重新界定社会契约是一项划时代的任务，我们必须倾听年青一代的声音.
05
技术乐观主义or技术悲观主义
关于技术对人类的贡献，人们的看法总是针锋相对。有些人认为技术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最终方案，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也有人对技术的作用有所怀疑，担心技术可能被用于不法目的。
无论如何，技术变革不可避免的会到来，与社会、经济或者地缘政治等复杂适应系统的变革相反，技术的变革更显而易见。技术是一种现实，不依赖于价值判断，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人认为明日的世界在根本上与昨日别无二致，只是多了技术变革的附属品。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就持有这种观点，他在讨论未来的变化市肯定地说：“人类关系的基本属性——爱、友谊、权力和敬意，这些基本的人类关系并不会随时间而改变，变化的只是技术。”
以人工智能为例，人工智能激发了恐惧也点燃了希望，各种情绪往往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偏见造成的。
对人工智能未来的研究表明，西方叙事的一个分支对整个英语世界的人工智能反乌托邦前景产生了过度的影响，关于人工智能应该是什么面貌，我们的想法来自于好莱坞电影，在英国所做的一个调查显示如果人们关注人工智能，他们会提到“终结者“。相比之下，日本人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明显不那么反乌托邦，因为日本漫画中的机器人有着独特的文化历史，比如最著名的《铁臂阿童木》和《哆啦A梦》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联系。这就是不同的叙事方式完全改变人们对科技思考的典型案例。
06
大政府回归，提升社会韧性
新冠肺炎疫情表明，严重的危机有助于加强国家的力量。在疫情期间，政府的好坏（卫生系统与政策是否健全、公务员是否称职）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或者收入的高低。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促使大政府回归，这一趋势不会逆转。就像对疫情而言，很难想象用纯粹的市场化方案来解决外在危机，例如自然和气候变化紧急状况或是贫富差距加剧所激化的社会危机。
根据经济学家玛丽安娜· 马祖卡托的建议，政府不应只是简单地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而应当“积极塑造和打造市场环境，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政府还应保证牵涉政府资金的商业合作是为了造福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追逐利润”。
展望未来，各国政府很有可能（尽管程度不同）得出如下结论：改革部分游戏规则和永久性强化政府的作用，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在 20 世纪 30 年代，正是通过强化政府的职责，美国才逐步解决了大规模失业问题和经济不安全问题。面对当前的形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类似的行动计划很可能会再度成为现实：政府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供多种服务以支持人力和社会资本。具体形式将取决于各国国情，我们可以在此概述一些比较显著的共同点。
社会保障、健康和失业保险将得到加强，甚至最“市场化”的国家也会考虑乃至实施改善失业福利、延长病假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来缓解冲击带来的影响，并加强社会资本（使经济有效运作的润滑剂）。
关于环境和社会问题，政府也会向企业追责，要求它们参与解决问题。此外，政府会鼓励开展公私部门合作，推动企业更多地参与减缓全球风险。姑且不论细节和具体形式如何，政府的作用会不断被强化，世界各国、各行各业的企业管理者都必须适应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
税率会提高，尤其是针对富有人群的税率，因为政府需要加强抗风险能力，并希望加大投入力度。对此，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提出下列主张：“首要任务是……为公共部门提供更多的资金，尤其要为复杂社会中专门防控各类风险的公共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要资助推进科学研究和优质教育，为未来繁荣奠定基础。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快速创造富有价值的工作机会，包括研究岗位、教师岗位以及相关机构的运营管理岗位。”
在富裕国家，政府愿意投资于人力和社会资本，并在此过程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因为它们认识到：其一，这将改善经济和社会福利，其二，这是防止民粹主义崛起的最佳保障。后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要想应对民众的不满情绪和民粹主义，不能简单地采取“向问题砸钱”的办法。系统性问题需要全方位的应对策略，并可能有必要重新定义政府的作用。
我们需要“反思公共机构、公共部门、公共价值、公共目的和企业型国家的概念，从而获得更多的指导，与企业建立更好的伙伴关系” 。
简单地说，国家和企业可以成为良好、有效的合作伙伴，如果我们认为政府定位于“企业型”，那就更应该如此。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认为，政府无法激发创新，只应在“市场失灵”时出手干预。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在世界各地，政府刺激创新、创造新市场和像企业一样发挥积极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硅谷和以色列都是如此。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韧性的重要性。
韧性是指面对逆境继续发展的能力和从困境中恢复的能力。随着我们逐渐进入后疫情时代，韧性已成为一个流行术语和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这绝对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想提高韧性，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共同意识到身心健康对于追求韧性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全面提高韧性的必要性。社会韧性和个人韧性一样重要。世界不太平，我们个人也无法安好。一个社会缺乏韧性，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也就无法拥有韧性（在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中独自强韧只会让我们变成求生者）。
一个社会如果能将提高韧性置于首要位置，就能更好地抵御全球性风险（比如经济和金融危机、大流行、极端天气事件、网络攻击、供应链瓶颈和冲突等）。近来，为了管理此类冲击事件，多个社会要么试图避免事件的发生，要么被动采取控制措施。
但是，如果能够投资于制定机制和政策，在承认冲击存在的基础上，助力社会经济的复苏（比如开展广泛的疫苗接种）将会更有意义。
其中的逻辑如下：我们不应当回避风险，因为只有承担风险，社会才能不断取得突破，实现繁荣发展。相反，不愿意拥抱风险的社会将会变得非常脆弱。因此，一个似乎有点自相矛盾的方法是，“和不计成本全力回避风险相比，时不时经受一次小规模危机似乎更为可取。危机是进行必要调整的机会”，也代表着一次可以提高韧性的机会。
提高系统和社会韧性的解决方案并不缺乏，其政策影响也可以清晰界定。
对系统来说，增加备份和缓冲配置显然是一个提高韧性的解决方案。供应链备份和金融市场缓冲配置（比如针对商业银行的资本要求或针对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要求）具有突出的意义。对于社会和国家来说，保护弱势群体是提高韧性的一种途径，它不仅可以避免社会负面效应，也可以证明韧性这一概念可以“用来指导制定惠及万民的社会契约” 。
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问题相互交织，不断拓展我们的未知边界。此外，瞬息万变的形势不仅会限制我们的理解能力，也会影响政策应对能力，使其难以应对出现的各种挑战。
大流行与其他许多重大危机一样，让我们反思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契约和行为方式，这反过来会激发创新，为制度、政策和社会改革铺平道路。重大冲击能够催生重大变革，而发挥聪明才智逆势而上一直是人类的本能。
大变局即将发生，我们应当建立一种信念：基于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而心怀希望，我们就能够改善现状，如果随之采取关键行动，就有可能取得成功。正如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总结的这种观念的潜力：“事情尚未完成前，一切总是看似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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