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大厦是台北的地标性建筑，它曾是世界第一高楼，塑造了城市的天际线，与此同时，它也饱含争议。
建筑评论家、策展人阮庆岳向第一财经解释说：101大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那之前，台北故宫等建筑，代表的是政治权力；101大厦诞生的背景，是资本权力的彰显；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南投大地震的发生，台湾社会受到很大冲击，很多建筑师开始做相对小型的作品，也更具批判性和反思性。阮庆岳据此将台湾现代建筑师分为三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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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01大厦在2004年建成之时，台湾文化界、建筑界对它有很多批评之声，认为它的炫耀姿态代表了对于资本社会的崇拜。阮庆岳也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于101大厦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截至2022年，101大厦已经从世界第1高楼退居至世界第11高楼。市民也逐渐认同了它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并会因此感到骄傲。
101大厦的故事只是台湾现代建筑史的一个缩影。数十年来，三个世代的建筑师，身处不同的历史境遇，面对现代性和在地性的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答。这正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展览“直行与迂回：台湾现代建筑的路径”呈现的主题。
“一方面是努力追赶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在急忙追赶的过程中，自己是谁的问题，也清清楚楚地彰显出来。”在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阮庆岳看来，无论是在中国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甚至是在整个汉字文化圈，如何处理现代性与在地性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共通的课题。
从台北故宫到东海大学：台湾现代建筑的开端
说到台湾建筑现代性的开端，王大闳和陈其宽是两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们分别于1917年、1924年出生于北京，前者在哈佛大学师从现代主义先驱、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是贝聿铭的同窗；后者曾就职于格罗皮乌斯事务所，应贝聿铭之邀到台湾设计东海大学校舍，并创办了东海大学建筑系。
两位建筑师都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与西方建筑现代主义核心人物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他们有各自的设想，但在台湾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探索受到了限制和挫折。即便如此，他们的实践依然构成了台湾现代建筑历史的开端。
王大闳在台湾的早期代表作建国南路自宅（1953）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大师密斯·凡·德罗的痕迹。方形的院子中间是一个方盒子建筑，面对前院的一侧全部是落地窗，整座房子除了厕所之外全是开放空间。中国传统建筑的智慧则在其中若隐若现，植被和动线展现出移步换景的魅力，卧室一侧的月洞窗成了建筑师此后设计现代建筑时的标志性元素。
而今在台北市中正区济南路，能看到两面白色砖墙夹着一个入口，那是王大闳1964年设计建造的虹庐。从外部看，四层楼高的砖墙上没有窗户，显得相当封闭。但进入建筑物内部，会发现是一个舒适自洽的世界，两堵高墙将城市的喧嚣隔绝开来。王大闳后期设计的都市公寓，通常是九宫格的形态，类似于传统院落式的中国民居。在中间的区域，通常会放上餐桌。吃饭的时候，这里会聚齐全家，余下的时间，这里就成了“空”的中心。台湾建筑评论人王增荣认为，这个时期王大闳内在的中国感觉，比较成熟地呈现了出来。
然而，王大闳在公共建筑上面的探索，却难言成功。1961年，他为台北故宫所做的设计获得了竞图第一名，却最终遭到弃用。在设计中，他使用了玻璃盒子的单纯简洁风格，只在屋顶做出了类似于传统建筑的弧线。在设计“国父纪念馆”时，他试着加入更多看起来像是传统建筑的权力符号，以满足政府的期待，但其最终实现的过程，见证了建筑师理念的步步退守。
当王大闳在传统的大屋顶、复杂的斗拱和曲线中挣扎徘徊，另一位建筑师陈其宽完全避开了这些代表权力的传统元素，在民间建筑中寻找可能性，以轻柔的园林空间吸收现代性。他设计的东海大学卫理楼、音乐系馆等建筑，外部看起来朴实轻盈，内部则透露出灵动和现代的气息。
阮庆岳注意到，当时很多男性建筑师，都有要把民族的文化与道统一肩扛起来的责任感，并且受困于其中。与此同时，一些女性建筑师没有被这样的道统责任困住，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例如，王秋华作为古德曼事务所的合伙人，她的设计完全是欧美体系的现代建筑，不用考虑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另一位女建筑师修泽兰善于使用具有装饰性的构造、富有中国传统元素的语汇，这种做法表面上与现代性背道而驰，却让她受到了大众和业主的喜爱。
王增荣认为，修泽兰的装饰性的成功，凸显出当时一味追求现代主义的台湾建筑界，落入了呆板沉闷的陷阱。事实上，这也是建筑现代性发展的根本难题。
修泽兰并没有留下更具论述性的文字来阐释她的观点，或许她的这种“叛逆”只是偶然为之。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罗伯特·文丘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写出了《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吹响了后现代主义的号角，其声浪也将在全球各个角落得到回响。
从宏国大楼到101大厦：大肆兴建中的遗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经济的发展，台湾开始了大肆兴建的浪潮。李祖原、汉宝德等建筑师，借鉴当时西方社会开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路径，在建筑设计中加入“传统”元素，前者发展出“花开富贵”风格，后者则提出了“大乘建筑”理念。另一位建筑师姚仁喜，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以其对建筑品质的管控、对于现代主义的坚持而受到欢迎。然而，在阮庆岳看来，这些建筑师虽然有机会接手宏大的建筑工程，但他们的设计只能说是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其核心价值却显得模糊不清。
李祖原可能是台湾现代建筑史上，大众熟悉度最高、也最能引发讨论的建筑师，在阮庆岳看来，这与他经常处理具永恒性的建筑，并擅长以建筑符号张扬建筑的权力特质有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候，身在美国的李祖原并没有立刻作出回应。他于1983年设计的环亚大饭店也是比较纯粹的现代主义作品。而后，或许是开始意识到，只有在后现代主义的框架下面才有可能发展出民族的语言，他开始尝试着在建筑外观中融入中国传统语汇。
台北宏国大楼的外观，具有强烈的隐喻性，阮庆岳解读称：立面外露的大柱是两棵大树，一楼大厅有四棵树，这就是生命。立面原来设计有四道装饰的龙形彩带，像京剧将军背后插着旗帜的样子，是生猛、风生水起的隐喻。这些设计表达出后现代主义以非理性的象征语汇，把内在感性呈现出来的精髓。而后，无论是在台北101大厦，还是在陕西法门寺舍利塔、沈阳方圆大厦的设计中，都融汇了这种粗犷而直白的中式象征符号。
随着李祖原的建筑项目越来越多、知名度日渐增长，关于他的争议也不绝于耳。2005年《EGG》杂志票选台湾最丑建筑，在前十名作品里，李祖原包办了五件。美国一家旅游网站也在2016年将沈阳方圆大厦列为全球最丑十大建筑之一。
1980年代末期，建筑师与房地产界使用符号与象征的潮流开始显现出过度泛滥的趋势。这时候，姚仁喜以其对建筑品质的管控、对于现代主义的坚持受到欢迎。
在阮庆岳看来，同样是坚持现代主义，姚仁喜与其前辈已经大不相同。王大闳的现代主义，带着个人理想与使命感，而曾在大型全球化公司SOM工作过的姚仁喜，其现代性剔除了个人特质。从其建筑设计中，并不能看到个人思想和脉络，似乎完全只是在为客户服务而已。
阮庆岳认为，这一代建筑师身处台湾经济最蓬勃发展与大量建造的时代，但却并没有留下很多优秀的建筑作品。在他看来，在为资本方、权力者提供服务的同时，这一代建筑师的核心价值显得涣散。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承袭文丘里的批判态度，仅仅变成了建筑的装饰和包装而已。
从灾区重建到旧房改造：贴近社会现实的建筑
经历了1990年代中后期的东亚金融危机、南投大地震，台湾社会遭到了冲击，资本权力也有没落下去的趋势。阮庆岳观察到，年轻一代的建筑师不太能够得到李祖原、汉宝德、姚仁喜他们那样的机会。他们也自觉离开了资本权力比较集中的地方，到基隆、宜兰、日月潭等地方，选择做一些小型的项目。这批建筑师开始更多地回应普通人的需求，他们也有机会更贴近社会现实，针对建筑的本质进行思考。
这一个世代的建筑师，依然是坚定地走在现代主义的道路上，但是现代性祸福相倚的特质也不时困扰着他们。“现代性的对文明产生的最大伤害，一个是过度相信机器、效率，在这过程中，人的地位被贬低，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淡漠。此外，人的自大跟骄傲，压过了对自然、对宇宙的尊重，我们开始糟蹋周边的自然环境。”在阮庆岳看来，很多第三世代建筑师在实践中体现了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反思。
这几十年，谢英俊一直奔袭于各地与弱势群体协力建造家园。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他进入日月潭邵族灾区，以当地材料与简单工具带领族人自力造屋。2004年起，他在河北、河南推动农村生态建筑协力造屋，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他又帮助羌族灾民重建村落。
谢英俊意识到，在灾区，建筑师能发挥的力量是有限的，最后还是要依靠居民的力量，去解决现实的问题。他鼓励居住者自己动手建设房屋，而作为建筑师的他则将更多精力用于设计系统、选用施工容易的结构和材料。
谢英俊认为，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盖房子、选择居住行为的权力，全部交给建筑师或开发商。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段历史非常短暂。“建筑商有考虑过50年后要如何敲敲打打做修改吗？”他相信，建筑商如果认真去面对这个问题，房子设计一定会变得不一样。
谢英俊多年来的工作集中于灾区和农村，邱文杰、郭旭原和黄惠美则在城市中进行实践。台北的巷弄文化，曾经是台北社会的缩影，也是一代老台北人的记忆。成长于台北中产阶级家庭的邱文杰，对此有深刻印象。他将常民生活的混合共生、临时建筑的有机多变，化为自己创作的DNA。在“台北那条通”中，他利用工地的鹰架，在建筑之间营造临时性的生活空间，形成复杂错乱的视觉感，也是向充满活力的台北后巷生活致意。另一组建筑师郭旭原和黄惠美在将一处老式公寓改造成旅馆时，特别注意新旧建筑之间的关系。马赛克瓷砖、铁锈的颜色，都转化为新建筑的质感，居住于此的旅客能够感受到建筑的历史与生命，在大厅的过道能够看到后巷空间，不同的历史在此和谐共存。
在城市做了一系列改建项目之后，郭旭原意识到，当建筑老了，失去了原来的功能，面临拆除或者改建的时候，原本束缚在它身上的资本的、现代主义的包袱都不复存在，而它在城市中的回忆、和环境的关系，会再度浮现。对于建筑师来说，建筑的价值在此时被重新定义，“也许是一种新的救赎。”
在王增荣看来，如果说第一世代建筑师在思考现代性问题时，有着要传承文化道统的使命感，满心想要回答一个宏大的问题。那么，新世代的建筑师更倾向于从成长经验中，从自己身边寻找养分，寻求一种更加脚踏实地的在地性，并且将其转化为能够与世界沟通的形式。
对话阮庆岳：现代性跟在地性结合，才能开出最灿烂的花
第一财经：你提出了弱建筑的概念，在很多建筑师作品里也有所体现。这是一种怎样的趋势？
阮庆岳：弱建筑大约是我20年前提出的。我自己也是留学回来，从对现代主义的信仰开始，渐渐觉得它其实是有问题的。我开始写了10年的建筑评论，渐渐意识到，我所有的西方知识跟理论都是二手的。我为什么要用他们的文化体系来谈我们自己的现实的问题，我为什么不能用我的文化体系里头的价值观来谈每天看到的现实？因此我回到了老子的《道德经》，那是我当时很着迷的一本书，我觉得它恰恰可以用来回应和平衡现代性过度的物竞天择式的价值观。
老子讲柔弱胜刚强，他不要你刚强，他要你柔弱，因为强壮就代表衰老的开始。我开始从那个角度来思考、评论台湾的建筑师。这些我挑出来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有意识在往这个方向做事，大半还是不自觉的。他们每个人基本都还是在往现代性的方向走，因为你不够现代你就会被淘汰。但是或多或少，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反省，都会有直行跟迂回。我就特别去强调他们迂回的那一小块，呼唤他们，在直行过程中能够回头看一下迂回的价值。
第一财经：其实道家在西方也影响了很多思想家，包括建筑师路易·康，包括在德国发展的建筑师李承宽，也有道家思想的影子。
阮庆岳：对，其实《道德经》是中国从古到今所有的书籍里头被翻译最多的，光是英文译本就超过五六十种版本了。很多西方的思想家，都直接间接地受到它的影响。
李承宽是我到很晚才认识的。他的建筑里头道家成分是很重的，虽然他并不蓄意去彰显。你看他在他在从1950年代做的建筑，乍看完全是西方的，细看下去，可以读到园林精神，可以读到天人合一，这种流动的关系非常美妙，而且基本上化于无形。
他在西方社会里做这个事情，把中国文化的一些精髓放到西方当代建筑里，在西方社会让他们自然而然的接受。他证明了这两个文化不必然是互斥的或者对立的，是可以融合、共存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他在台湾是完全不成功，我特别拍了一个纪录片，拍得简直是自己都要掉眼泪。可惜这么优秀的一个人，他在晚年来到台湾，想要在这里做教育，想要好好盖几栋房。可是整个社会对他不理解，刻意忽略他，排斥他。我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我越了解就越佩服这个人。
其实回头看历史，这种事情是很多的，我觉得真正有眼光、有前瞻性的人，他反而是苦闷的，因为当代人跟不上他，不能理解他。我个人认为李承宽的价值会继续被彰显，越来越多人会认可他，看懂他在说什么。
第一财经：展览呈现的很多问题和讨论，在中国大陆，包括很多二三线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在你看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阮庆岳：大陆尤其二三线城市的迅速发展，有一种粗糙或者是表面性，台湾的城市也是这样。只是台湾可能花了五六十年，而在大陆，可能二十年就把整个周期走完了。台湾的例子如果可以作为参考和反省，就是不要太相信你现在做的建筑是绝对正确、绝对永恒、绝对重要的。
现在整个台湾最急切的不是盖新房，而是这些老旧房子都面临如何更新的问题。郭旭原和黄惠美在改造建筑时会把主体降低，周遭的环境也许看起来是贫穷、没落的，但也可以与其学习、对话。尊重环境、尊重他者，以邻居为美，他们开始有这种互相尊重、一起成长的观念。陈宣诚更极致，他认为建筑的根本就是如何善待你的环境。他选择如何善待土壤这个角度，不管在城里、在乡间盖房子，都要好好观察土壤，只要对它好一点，它自然会回报你。
第一财经：本次参展的建筑师，或多或少都在如何面对现代性和在地性方面作出了回应。在您的视角中，有没有什么大陆的建筑师，也在这个问题上面做出了值得关注的探索？
阮庆岳：当然有，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整个中国大陆建筑的直行力量是很强大的，尤其是年轻世代，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只有直行这条路才可以跟世界同步，被世界认可。但是，在做回顾跟反省的也有。我举两个我个人比较熟悉，也很尊敬的，杭州的王澍、成都的刘家琨。
刘家琨提出因地制宜。他在成都的乡下盖一个混凝土的房子，让当地工人用钉模板来灌混凝土。那些工人砌砖的工夫一流，可以快速把砖砌得又直又好，可是你要他们去钉模板，他们钉的乱七八糟。后来刘家琨就想出了一个方法，他叫他们砌一道砖，然后用这砖墙当根基在旁边搭出一个木模板，有砖墙依靠，搭木板就很容易了，等木板搭好，再把混凝土灌下去。它是因地制宜，结合了在地的知识跟传统盖房子的能力，做出了一个看起来完全是现代性的房子。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他很清楚自己在什么状态，在什么社会，在什么文化里头。
王澍大部分时候是在城里盖房子，他用的农民工从小就砌砖。以前砌砖不像现在都用标准化的新砖，而是旧砖新砖交替使用，因为旧材料不会抛弃掉。盖美术馆、博物馆的时候，王澍鼓励农民工用他们熟悉的方法，那是他们最熟悉、最拿手的，也变成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特征，独特的美学。
讲到前辈，另一个我觉得也可以提的，是上海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童寯。他也是第一代留美建筑师，他本可以回来单纯只宣扬现代主义，他其实花了最大的功夫在研究江南园林。他很清楚知道，在他学的现代建筑之外，中国园林的意义跟价值是很深远的。他整理的这些园林的资料，会变成下一代中国建筑师可以立足的出发点。所以他的付出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不管是现在或是更早，一直有迂回的力量，迂回就是反省，这种力量从来都在，只是常常会被直行的力量压倒或者掩盖。直行虽然看起来风风火火很有力量，但如果没有经过迂回的修正，开不出最灿烂的花。现代性的路径，只有跟在地性结合，显现出来的力量才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