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欢迎大家进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感谢大家对国关的选择！希望大家尽快适应新的学习与生活，尽快融入国关这个大家庭。

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谈一谈我对各位新同学在学业上的期望，并用孔子的话“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加以概括。这句话的意思，简单讲就是广泛学习了解不同的思想文化，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原则和规范约束自身的言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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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学院所教、所学，其内涵可谓广博，实际上远远超出狭义的国际关系，但又总是与“国际关系”相关。也可以说，我们既要学习与研究各国之间的关系，更要通过国际关系认识和理解中国与世界，后者甚至可能是国关学院一个鲜明的学术特点。因此，各位将要从事的，将是一种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科学，以及相关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的学习与研究。就此而言，学院开列的课程远远不够，需要每一位同学自觉地利用北大丰厚的学术资源，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之所以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是因为决定国家内政外交的因素具有复杂多维的特点。因此了解国际关系，就必须综合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通过不同学科的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具有立体纵深的知识空间。我在此不打算详细列举我们所需要的各类知识，而只想强调其中的一个最具基础性的方面，那就是要了解国际关系，首先必须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这就是所谓的“博学于文”。

国际关系是具有不同思想文化的人群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思想文化，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也就意味着不同的生活目标与不同的是非标准。各国的现代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全球化，创造了一些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规范，但各国、各民族自身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仍然在它们的观念与行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构成它们理解和看待人类那些共通的价值规范的基本视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往就构成了一种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为了使之富有成效，我们既要认识他者，更要认识自我。首先是认识自我，不仅了解我们所思所想，而且要了解我们为何如此思想。换言之，我们要有一种思想文化的自觉，由此才能把自身的立场和价值相对化，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吸取和包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方式，认识它们的选择和行动的依据，虽然我们未必完全认同这些选择和行为。

一般而言，任何一个成熟的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正当性与知识正确性的判断标准。这些标准之间部分重合，但部分也会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比如说，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传统明显存在一些不同之处。西方人注重知识的确定性、普遍性和永恒性，中国人则注重知识的可能性、个体性和可变性。这会让中国人与西方人眼中的世界相当不同，也会让中国人从自身立场上认为西方思想刻板僵化，而让西方人从他们的立场上认为中国思想相对多变。我们不能把这种矛盾和冲突简单理解为善与恶、对与错的冲突并力图战胜对方，这样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这些不同，更多地是两种文明理解人与事的角度不同所致。当然我们也不可能一概悬置这些矛盾，因为如果处理不当，它们就会上升为现实中政治、经济，甚至武力的冲突。悬置它们，意味着在一个充满力量争夺的世界采取自欺欺人的驼鸟政策。为了实现世界各国的和平和共同发展，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以开放的心态，去认识和了解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在它们之间展开对话与讨论，甚至争论，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达成共识，而在不能达成共识的问题上则尽可能找到和平的相处之道。

当然，要了解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就需要了解它们各自的历史传统、政治和经济制度、文化和艺术遗产，因为后者构成了前者的载体。具备了这些方面的知识，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以及学术讨论中，才能真正做到求同存异，也才能找到不同文明彼此相异的原因，并且尽可能以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说明我们的选择，或者说服他们认可，或者得到他们的尊重。当然，对于别人的选择，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或者看到它们可资学习和借鉴之处，或者尽可能予以包容。

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约之以礼”的问题。用现代的表达方式，礼就是原则与规范。国际关系如同人际关系，原则与规范是行为与交往的基础。当然，除了原则与规范之外，力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少人愿意把国际关系的本质理解为real⁃politik，即实力政治，但这是一种偏见。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力量因素的作用明显下降、规则的作用明显上升是一个社会文明化的基本标志。国际交往中也应该体现出同样的逻辑。我们在历史上受到过西方列强的侵凌，并且对这种屈辱记忆犹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应该努力成为国际关系文明化的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我希望各位同学在今天就能够确立一种高度的使命自觉，那就是尽一切可能争取规则基础上的和平。当然，能否实现和平并非最终由我们所决定，但我们仍然要做出最大的努力。

在西方，最早专门描述国际关系的著作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中记载了一段非常有名的史实：一位雅典使者到一个小邦米洛斯炫耀武力，宣扬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试图让后者降服。修昔底德记下这段故事，是为了激发人们基本的正义感。雅典帝国主义的实践及其失败，被很多人认为刺激了像柏拉图那样的思想家致力于正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差不多同样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征伐不已同样使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孔子。孔子对那个时代的基本诊断是“礼崩乐坏”，因此如何恢复一套能够得到人们共同遵循的规范就成为他最大的关切。虽然孔子试图重建的那样一套“礼治”的政治秩序，有很多内容已经落后于我们今天的现实，但他所提倡的一些基本的政治原则，包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与恕，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

孔子当然并不只是空谈规范与原则，他更注重如何让它们内化为每一位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言与行。因为在他看来，要真正改变那个“礼崩乐坏”的世界，最关键的是能够培养出一批遵礼重义的仁人志士，并且通过他们的言与行去感化和教育其他人。这是德治的根本。孔子相信：“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在当时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孔子评价比较高的人之一是郑国的子产。子产有一句名言：“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郑国当时是处在晋国与楚国之间的一个小国。正是子产杰出的政治和外交实践，使这个小国以及子产本人得到了晋楚这些大国的尊重。对于子产为何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人们总结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晋国的叔向说的：“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这当然不是说子产能说会道，而是强调他能够坚持原则，特别是能够说服别人不违反他们自己的原则。二是孔子说的，他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子产知礼守礼。

知礼守礼，意味着讲求原则，也意味着恭敬谦让。两者实际上互为前提。礼的内容繁多，但重要的是礼者节文，即以合乎原则的方式表达自己，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己方的言与行。《礼记》中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际关系都被认为是呈现一个国家的礼仪文化最重要的领域之一。虽然实际情况常常并非如此，但至少人们倾向于认为，对那些把国际关系具体化的人来说，“约之以礼”是一种美好的品质。孔子强调：“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如果能够本着礼让的态度，那么治理国家并非难事；相反，如果没有这种态度，礼就成为虚文。孔子这里讲的是治国，但外交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古人认为，礼的根本是敬与让，所以《左传》中说：“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礼是国家的根本，而敬是礼的呈现。孔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历史总是在循环中进步。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中，一直存在着马基雅维利的传统和康德的传统，前者强调力量与利益，后者强调原则与人的尊严。近现代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表明了一个基本趋势，那就是至少在正当性方面，后者逐渐超越前者。在此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努力和抗争，大大加强了康德的传统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的使命，就是进一步去维护和强化这个传统。这需要不仅坚守原则与规范，而且需要我们自身成为原则和规范的体现者和践行者。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的未来所在。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