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蒋君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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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产品成本调查开展至今，已迎来70周年。

成都市从1979年开始承担这项调查任务，如今已发展形成由11个区(市)县、82户调查户组成的农产品成本调查网格体系，承担了25项国家农产品成本调查任务，覆盖了全省总任务数的71.43%。

7月8日，四川在线记者走进成都市双流区、彭州市等地的农本调查户，听他们讲述这些年来，与记录有关的故事。

小账本拥有大能量

80岁的徐宗章是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古佛村一位农本调查户，也是双流区最年长的一位调查户，从1979年开始一干就是43年。“如今眼神不大好使，干起来已经有点吃力，不过女儿在我身边，已经被我培养出来了，这几年都是她在协助我记录好这些数据。”

双流区最年长的农本调查员徐宗章。

双流区发改局负责农产品调查工作的涂洪波说，那个年代，农村有文化的人不多，徐老爷子是村会计，能识字，会打算盘，所以担任了古佛村调查点的总调查户，负责并协调其他调查户完成中籼稻、玉米、油菜籽、小麦成本及农户种植意向、农户购买农资情况、农户存售粮等调查任务。

“今天买种子花了多少钱，明天买化肥花了多少钱，每一笔账都要记上。”徐宗章说，日复一日的记录虽然繁琐，但自己从未想过敷衍对待，“我们记的这些账作用大着呢，国家机关都要看的。”

“这句话不夸张。”涂洪波说，全国有数以万计的调查户，单独一户调查户的数据、甚至单独一个市的数据，都可能体现不出太大作用，但把所有省市的数据汇总起来，就能为国家制定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目标价格、农业补贴、农业保险等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比如，全国调查户的数据汇总起来，能反映出当年农户种植水稻的生产投入情况，为制定每一年的水稻最低收购价格提供依据，保护农户利益。”

记录的数据，于农户自身亦有帮助。

彭州市九尺镇天宝村农本调查户杨长福说，当地有不少农户家里都有种茄子拿到市场上去卖的习惯。根据种植经验，一个茄子品种每隔几年，就需要更新换代。

究竟第几年更新更合适?答案就藏在杨长福的调查本里。“每一年种茄子投入多少钱，最后卖了多少钱，都写得清清楚楚，只要开始不挣钱或挣得不多了，我们就会考虑更新品种。”

通过记录，杨长福还对规模化种植有了更深理解，“种的面积多了，成本摊下来就少了。”在担任农调户期间，杨长福带头成立了彭州市高林大棚蔬菜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农户+基地+合作社+公司”的发展模式实现蔬菜规模化种植，“现在我们全年栽培大棚蔬菜大约1800余亩，年产值在1450万元以上。”

老队伍急需“新鲜血液”

天宝村包括杨长福在内的9位调查户中，最年轻的也已52岁。这一特点，并非特例。

成都市成本调查监审局二级调研员林红拿出了一份2020年的统计数据。根据当年的数据统计，成都市农产品调查户普遍年龄偏大，55岁以上的调查户共53人，占全部调查户的64%。从学历来看，初中及以下学历有70户，占全部调查户的85%;大学及以上学历仅2人。

林红说，调查户年龄、学历直接导致了报送资料的方式还停留在农调户从乡村乘坐交通工具送到城里或工作人员下乡收集，大部分农调户不会利用网络途径报送资料。

在天宝村村委会，杨长福捧出了几摞记录本，“都是这些年记的账。我们这里的农调户年纪大了，基本都不会用电脑，手机的功能很多也操作不来。”

老队伍急需“新鲜血液”。“最近几年，我们一直也在思考如何调整和优化农调户队伍结构。”林红说，调整并不容易，“从事农调工作的农户必须具有一定稳定性，长期从事农业种植，这样才能确保数据的连贯性，但近年来，有文化的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的并不多。”

虽然调整有难度，但变化已开始显现。

在彭州市，四川在线记者见到了一位不太一样的农本调查户，51岁的李正奎。他去年被选为彭州市九尺镇的农调户，负责生猪品种的成本调查任务。不同于一般散户，他在九尺镇经营着一家生猪养殖家庭农场，“生猪养殖我搞了很多年了。现在我们年出栏商品仔猪12000多头，出栏育肥猪8000余头，为了更好地安排生产计划，我们的员工每天都要记录一些生产数据，并用电脑存档，便于统计和分析。”

新加入成都农本调查队伍的李正奎。

用种养殖业规模户替换一般户，正是成都市调整农调户队伍的一个重要方向。“规模户种养殖更能保证农产品成本调查的数据稳定，更加真实反映成都市农业发展水平。”林红说，成都也在考虑调整调查户的分布点位，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县确定一个村作为调查点位，下一步计划调整成一个县三个村调查点位，扩大点位覆盖面。

另一项重要工作也在进行中。“目前我们正在搭建一个平台，将所有农调户信息统一在一个平台上。”林红说，借助这个平台，今后农调户可通过手机、电脑等，直接上传数据，提高后端数据汇总、分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