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郭歆

来源 | 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结婚生子是人生中的重大事情。

【资料图】

在古代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下，自家的人丁多也可以在开荒争地上占据更大优势。

所以“人丁兴旺”一直是中国古代衡量“盛世”的重要指标，对国家社会至关重要。

那么，古人为了提高生育率，都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一个是用朝廷强制性政策来促进生育，第三个是靠家庭的力量来促进生育。

明 夏葵 《婴戏图卷》

来源：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

01

确立多子多福的观念

中国很早便有所谓的“生生”文化。《周易》记载：“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生生”的概念被古人冠以哲学概念，即“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不断的繁衍生息正是天地所能延续的根本，即《礼记·婚义》中所说的：“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事也。”

古人强调，只有生生不息，才能让天下为继，而这个概念被日后的思想家们所接纳。

比如《孔子家语》中将“无子”作为“七出”之一，而“多子多福”“五世其昌”等观念，都是鼓励人们提高生育水平。

所以，古代社会文化上的浓重生育氛围，会给当婚之人形成压力。

不仅如此，农耕文化下的乡村社会多是熟人社会，人们更重视舆论上的压力。

如果有人过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其承受的舆论压力会更大。

所以，古人往往结婚时间比较早，到了后来，多生孩子更是同国家社稷兴衰挂钩，陆游曾教育后辈说：“仍须知稼穑，勉为国添丁。”

此外，在古代生产力和医疗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儿童的夭折率非常高。

以清代皇室为例，清朝12世皇帝中，除了最后3个皇帝没有后代外，前面9个皇帝共生育子女195人，平均每个皇帝生育子女高达21人。

理论上讲，享受着国家最好医疗保障的皇子应该不错吧，但其中不到20岁便去世的有81人，占总人数的42%。这还是卫生条件和营养保证都是最优的皇族。

在如此高的儿童夭折率下，古人为了保证族群的延续，也会尽量多生。

这一生物本能也强化了中国人的生育文化，毕竟只有足够充足的后代，才能防止家族“香火断绝”。所以，“养儿防老”“老有所养”“养老送终”等概念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心中，更加刺激了人们的多生文化。

02

朝廷强制性政策促进生育

但要鼓励生育，仅凭文化观念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实际措施，生育率依然是个问题。虽然生育很重要，但生育带来的经济和生理上的压力也确实存在。

古代妇女十月怀胎以及哺乳期难以劳作，男性则承担了一人养家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代朝廷和家族开始施展了自己的招数。

从现有的文字记录看，西周时期，古人就已开始发布对生育有利的政策了。

按《周礼·地官·媒氏》的记录：“产子三人与母，二人与之饩。”意思是，如果一位母亲生了三个孩子，会请乳母帮她养孩子；生两个孩子的，会给他粮食等补贴。

春秋时期的越国更绝，越王勾践为了报仇灭亡吴国，特地颁布鼓励生育的法令。

按照《国语·勾践灭吴》的记载，越王“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即对全国人口进行婚配，青壮年不得娶年纪大的老太太，老头子不许娶青壮年女子；青年男女适龄没有结婚，他们的父母都要被治罪。

越国也正是靠着这一政策，大大提高了人口数量，并在后来与吴国的交战中有了底气。

以一统天下为使命的秦国，更把催生做到极致，在越国，女子十七岁、男子二十岁结婚的时候，秦国已经把早婚早育的时间提前到了 “男子十五，女子十三”。

而《史记·商君列传中》更是记载：“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如果家里有两个适龄男子还不成婚分家的，就加倍收取赋税，算是中国最早的“单身税”之一了。

此后，秦国人口数量迅速提升，很快，在充足人口的支撑下，秦国养活了一支震撼战国时期的大军。

《战国策》记载的秦军：秦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而庞大又有极强战斗力的秦军，正是秦国可以一统六国的基础之一。

西汉时期，由于经历了秦末的战乱，国家凋敝，土地荒芜。为了提高人口数量，汉代统治者采取了跟秦相似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这套鼓励生育的官方政策，自秦汉确立后，也被后世历代所继承。虽然略有改动，但确保生育率的核心一直没有太大变动。

极端情况下甚至还有加强，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政权，为了提高生育率，甚至将结婚年龄提前到“男十四、女十三”。

有意思的是，除了对适龄男女进行传统的奖惩外，北魏还规定了设立活动拉郎配的政策。

除了催促结婚生子外，古代官府还有一些其他做法。仍以北魏为例，为了鼓励人口增加，北魏统治者放宫女出宫与将士婚配，借此增加人口，更将人口增加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政绩。

从此，中国的生育政策自南北朝以后就没有太大变化，从唐到明，基本上历代都是在南北朝以后形成的生育政策上小修小补。

比如唐时期开始允许寡妇再嫁，“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

公元1098年，宋哲宗时期有了居养法，成立了官办的居养院。对于弃婴现象，宋代时期也做出了政策予以解决，“官给之米，而使举其子，所全活甚众”，或者采取“没官田产免行出鬻，官收其课，以给助民间举子之费”。

兴办举子仓的做法在江南地区逐步流传，这个粮食支出机构专门用来救济家里有孩子的贫困家庭，谁家生了孩子，就给一石米等物资救济，以此来提高儿童存活率，大大降低了弃婴的数量，保证了人口的增长。

宋代针对社会上许多官宦人家私阉男童为宦的恶状，诏令“人臣家不得私养宦者，……士庶敢有阉男童者不赦免”。

宋《妃子浴儿》

来源：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到了元代，养宦之风稍息。明朝建立后，洪武五年（1372）规定“毋阉人子为宦者，犯者抵罪”，再次否决了这种恶行。

清代总体上袭承了明代大部分制度，但到了雍正年间，一项在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法令：“摊丁入亩”制度的推广，成为清代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因为这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千年之久的人丁税消失了，百姓的压力减轻了不少，他们更有信心养活多出来的孩子。再加上清代引入的高产作物渐渐推广，让中国人口获得了飞速增长。

03

“家庭 ” 的力量

当然，古代人口生育率的提升，不仅仅是官府的努力，民间一样在想方设法提高生育水平。

事实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本身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农户为核心的家庭，多一个孩子就相当于多一个劳动力，这对家庭来说是重要的资源。

在直接利益的驱使下，古人本能地想多生孩子。《诗·召南·何彼襛矣序》中将“五男二女”定为表示子孙兴旺、有福气的象征，甚至今天的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仍有体现。

孟子把人口与道德伦理结合起来

斥责“无后”的危害

深刻影响古代的人口观念

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

作为中国古代组织力重要来源的宗族系统，在提高生育率这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古代聚族而居的情况下，枝繁叶茂的大家族会在当地形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势力。

比如江州义门陈氏，几代同居，儿孙满堂，鼎盛时期人口多达3900余口，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最多的家族之一。

宋太宗赵光义曾下旨称赞其“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同居五百年世上无双”。

大家族带来的好处肉眼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古代民间无不把早婚早育、增加人口作为家族大事来做。

但问题来了，如果你家境贫穷，生不起孩子该怎么办呢？这就体现出了大家族的另一重要性：相互帮衬。

按照唐代《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的记录：“若贫窭之徒，将迎匾乏者，仰於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褒多益寡，使得资送以济。”就是说，如果你家里太穷没办法，那么乡里乡亲中富裕人家会资助你结婚生子，以便增加本族人口数量。

古代由家族出面为适龄子女介绍对象也是一个重要工作，为此还诞生了不少佳话，比如著名的“东床快婿”。

东晋时期的太傅郗鉴和丞相王导两家结为联姻，靠的就是郗家派人挑选王家年轻男子，最后选中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为女婿的事情。

古代家族给子女结亲后，接下来就进入到催生环节。如果新婚夫妇没有在三年之内生子，不用官府追究，家里人就快用口水把他们淹死了。

可见，古人为了提高生育率，真是使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

毕竟，人口在古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为了能让国家的人力资源增长，从上到下都很努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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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Fat Deer

责任编辑：Littl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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