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满族人中有一部分来自瓦尔喀人,但我们不能说中国还有瓦尔喀人,民族融合就是民族融合,我们不可能再把一部分满族同胞分化出来指认做瓦尔喀人了,这个概念必须清楚。例如,我们还能在汉族人中区分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沙陀人吗?俄罗斯存在瓦尔喀族,是因为这些人的祖先是瓦尔喀女真人,到现在还保留有本民族的性格特征、生活习俗和民族心理意识,确实是独立的民族实体。

上文我们没有讲瓦尔喀人的来历,只说他们和满族先祖有一定血缘关系,本章节我们先来谈这个问题。瓦尔喀是清朝文献对于某一类女真人的特有称谓,明朝和朝鲜方面并没有这种说法。瓦尔喀之名最早出现于《满洲实录》:“东海三部曰瓦尔喀部、虎尔哈部、渥集部。”《满文老档》中记载,天命二年(1616年)二月,后金“袭取了沿海散居之国人”;“三月,又造大刀船,驶渡海湾,将倚凭海岛不服之国人尽取之。”《清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说:“瓦尔喀与我,俱女直之地,我发祥建国,与大金相等。是瓦尔喀人民,原系我国人民也。”这是当时建州女真的认识,承认他们与瓦尔喀人之间的关系是是同国之人(这个“国”当时还只是部落国家之意,因为努尔哈赤和朝鲜均奉大明为天下共主,万邦朝贡之共主。后来在皇太极时代,已包含了归降的瓦尔喀部、虎尔哈部等的“满洲”又被称为“新满洲”,见魏源《圣武记》)。

最初的瓦尔喀部并不是有严密血缘关系或地缘联系紧密的部落,是泛指散居于图们江沿岸所有女真部落,包括明初斡朵里部、建州兀良哈、毛怜卫兀良哈部以及朝鲜文献中所提及的狭义女真的后裔。但在皇太极时期,“瓦尔喀”的范围包括了图们江口以北的滨海地区,宁古塔以东镜泊湖、绥芬河乃至整个乌苏里江地区。


(资料图)

清朝初年的乌苏里江流域

由于朝鲜方面从元明时期就开始觊觎女真人民的土地上,久有吞并之欲,暗中对瓦尔喀人进行过详细调查。朝鲜端宗李弘暐(1441-1457年)时期的咸吉道体察使李思哲在对女真调查中,将女真细分为诸处兀狄哈、斡朵里、兀良哈、女真等不同族属。但明末女真不断迁徙与融合,各部落间的差别难以区分,因此朝鲜方面多将其统称为“藩胡”。

朝鲜也常将瓦尔喀称为兀良哈,原因在于瓦尔喀的主体是明朝时期留居图们江的毛怜卫,朝鲜自开国初期即把毛怜卫人称之为兀良哈。朝鲜太祖李成桂(1335-1408年)时期曾记载朝鲜赐吾郎哈(兀良哈)八乙速、甫里、仇里老、甫乙吾、高里多时等五人绢、采绵布、苎布等物。“八乙速”即明代文献中的毛怜卫首领把儿逊。

明朝女真斡朵里等部迁徙前后的毛怜卫、建州卫和建州左卫

因本系列文章要提到明朝在东北失去控制力的过程,不妨先从明初是如何收服女真、控制东北谈起。

1350—1360年间的元末形势图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明朝正式建立。但当时明朝周边的敌对势力不少,东南有方国珍和张士诚,元末农民起义建立的夏政权(明玉珍)占据四川,也先不花、纳哈出、匝剌瓦尔密等蒙元旧吏更是占据着东北、西南大部分地区。洪武二十年之前,明将主要精力用于经略西部,对东北地区则以招抚及集中兵力解决纳哈出势力为主。

最初有女真主动投靠明朝,《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故元鲸海(后来所谓的日本海)千户速哥帖木耳,木答哈千户完者帖术尔,牙兰千户皂化,自女真来归。”同年朱元璋派遣故元降将胡拨都招抚图们江沿岸女真。洪武十七年(1384年)“兀者野人酋长王忽颜哥等十五人自辽阳来归。”

洪武二十年(1387年)纳哈出彻底归降,朱元璋加紧对女真人采取招抚工作。为切断北元与高丽的联系,明朝对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的女真人十分重视。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二月于斡朵里(图们江上游阿木河,今会宁)立三万卫,同年又决定于鸭绿江、图们江流域设置铁岭卫(今咸境南道),后二卫内迁。同年,海西女真“野人部将西阳哈等百三十四人,自辽东来降。”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大将蓝玉北征脱古思帖木儿时“往辽东、海西等处,招抚夷民。”洪武时期大量女真人归附,被编入东宁、三万、辽海等卫。

但女真反叛现象时有出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先前臣服于明的西阳哈入寇辽东,太祖“敕今上(即永乐帝)发北平二都指挥使司……剿捕野人”。

永乐年间明王朝开始对女真实施了真正有效的统治。永乐元年(1403年),“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同时设“建州卫经历司署经历一员”,这是明朝设立的第一个女真卫所,并以其招抚图们江流域女真。在阿哈出的影响和明朝的努力下,图们江女真斡朵里部首领猛哥帖木儿、毛怜卫把儿逊等相继归附,东南一带女真完全臣服于明。海西及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也先后归附。

永乐元年(1403年),忽剌温头目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明于其地设置兀者卫;永乐七年(1409年),奴儿干地方首领忽喇冬奴等来朝,明廷采纳其建议于黑龙江下游特林地方设置了奴儿干都司。永乐十年(1412年),明朝于黑龙江中下游设立只儿蛮、兀喇、顺民、囊加儿等11处卫所。永乐一朝确立了以都司、卫所管理女真的制度,先后建立了奴儿干都司、建州等卫184个、兀者托温千户等所20个,又有前来进贡的速温河女真地面等38处,哈鲁、喜楼里城、别里真站等7站,巫里阿古等寨58所。分布区域南达图们江流域,北抵外兴安岭,西起赤塔河流域,东至日本海岸。

明朝自此在女真中建立敕贡制度,发给女真首领诰印敕书,使其以此管理本部,同时凭敕书向明朝朝贡。永乐一朝,女真朝贡使往来于道,络绎不绝,是女真之“极恭顺之时”。

其后的洪熙、宣德及正统年间,国家财政日渐吃紧,明朝采取了收缩的政策,开始对奴儿干地区控制减弱。早在宣德四年(1428年),明仁宗已经产生了不愿破费经略奴儿干的想法。宣德末年基本停止了前往奴儿干的活动,相当于撤销了都司。这一时期明朝实际控制的女真范围有所减小,但基本上还对大部分女真地区实施有效控制。

永乐至正统年间,随着朝鲜的北进政策及其与女真产生的矛盾,毛怜、建州卫及建州左卫都进行了若干次大规模迁徙,这几次迁徙大大促进了以建州卫、建州左卫及毛怜卫为主体的建州女真的融合。

永乐年间朝鲜制造豆门惨案摧毁把儿逊毛怜卫,明朝以阿哈出次子猛哥不花为毛怜卫指挥使,一部分原毛怜卫的女真与建州卫融合;宣德八年(1433年),杨木答兀事件中猛哥帖木儿被杀,建州左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凡察、童山等人决心与建州卫同住,在反复奏请及与朝鲜斗争之后,终于与正统五年(1440年)前后移居至苏子河流域,建州三卫至此同住,这一事件标志着满族主体的建州女真的正式形成。建州女真的其迁徙融合都是在明王朝知情或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的。

正统末年,随着蒙古瓦剌崛起,明朝在北疆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土木堡之变后,皇帝竟然被“北虏”俘虏,明朝在女真人中的威信大减,影响开始减弱,女真侵犯明朝边境的事件时有发生。

正统年间,随着建州三卫陆续迁移至婆猪江(鸭绿江支流浑江),优越的农耕条件加之毗邻辽东及朝鲜农业区,使得女真社会尤其是建州各部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女真人口大增长,对中原财富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然而明朝从宣德年间开始逐渐限制女真来朝的人数,要求每年入贡的建州、毛怜等卫不超过百人,海西兀者等卫三五十人。这种限制使一部分女真首领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利益,且这一时期明朝边吏的贪腐风气更是激化了明朝与女真之间的矛盾。明朝边关官吏巧立名目收取在马市交易中的女真人费用,甚至抽分、窃取货物,或抑勒强买。在无法通过贡敕渠道获取利益的情况下,女真人选择了武力抢夺方式,频繁骚扰明及朝鲜边境。

成化年间,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实录》载,仅建州女真便“一岁间入寇九十七次,杀掳人口十余万。”成化三年(1457年),明朝在敕谕董山“戒饬部落”无效后,派遣李秉、赵辅联合朝鲜讨伐建州,董山伏诛,李满住及古纳哈等被朝鲜剿杀。此后建州部仍有犯边之举,成化十五年(1479年)明朝与朝鲜再伐建州。两次被征伐后,建州女真走向衰落,至王杲、王兀堂兴起之前,一直处于分散、微弱的状态。

正统末年至成化末年,由于蒙古对女真的侵扰和明朝对女真的讨伐,导致女真卫所制度破坏,原有酋长在战乱中或被剿杀,或丧失印信,新的势力则在不断涌现。嘉靖至隆庆年间,以建州卫都督职衔朝贡的人数竟达数十人之多,其中大部分均不是李满住或董山、凡察的后裔,此时建州内部陷入了部落争夺、敕书频易的局面。明王朝统治江河日下,对此不能进行有效管理,一些小的部落或依附于强大部落,或被强大部落兼并,女真出现统一趋势。

海西速黑忒因“居松花江,据开原北四百余里,为迤北江上诸夷人入贡必由之路。”且时常帮助明朝剿杀反叛的女真部落,得到明朝支持,成为海西最大势力,其子王忠后迁至开原,把持贸易及进贡要道,实力大增,至其侄王台执掌哈达时达到全盛。清朝彭孙贻《山中闻见录》载,是时“建州王杲、王兀堂、鹅头、忙子胜、李奴才,毛怜李碗刀及祝孔革子逞家奴、仰家奴,尽服从台……台介东西二夷间,捍蔽令不得合,最忠顺,因听袭祖速黑忒,为东陲诸夷长者兄三十年。”明朝利用王台维持女真的暂时稳定,然而王台晚年“为人残暴,黩货无厌”,致使“其民多叛投叶赫,并先附诸部皆叛。”在其死后,先前被压抑的叶赫,为报其祖(祝孔革)被杀之仇,“贿结西夷,交通建夷”出兵进攻哈达,明朝采取扶植南关而抑北关的策略,诱杀逞家奴、仰家奴二人,令其子不得不“愿以猛骨孛罗约束。”其后叶赫、哈达南北二关纷争不断,猛骨孛罗、歹商、康古陆分哈达为三,猛骨孛罗由于其生母温姐为逞、仰二奴之妹而投奔北关。

李成梁助歹商攻北关不利,只得双方和解,分敕书“南关五百,北关四百九十九,差缩其一,存右南关意。”建州女真首领王杲一直把持抚顺贡道,万历三年(1575年)因不断犯边被王台所俘,王台死后,王杲之子阿太、阿海相继入掠辽东,万历十一年(1583年)在古勒寨之役中被李成梁所败。李成梁纵兵屠城,努尔哈赤父祖觉昌安在这场战役中也被明军误杀。

在王台死后,明对女真的控制力已经相当弱,对于女真内部争斗局面,明朝已经无力干涉。女真四分五裂,《满洲实录》载:“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有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讷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但是,海西大部乌拉、叶赫和后来崛起的建州努尔哈赤,都在以不断兼并弱小部落的方式壮大自身,图们江瓦尔喀之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自此,在不断的争斗中,女真最终以满洲形式逐渐走向统一,征服瓦尔喀部是这一历史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从个别人的评论中,看出其对清朝的不满,因为清朝入关导致了中国的倒退。我想说,这样认识太简单,中国一直在进步,即便在清朝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中国的封建王朝制度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僵化的制度决定了社会进步的缓慢,这是明清时期不管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掌握国家政权都无法避免的结局。封建王朝已经不再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亟需社会发生根本性大变革。但当中国封建社会制度越完善,各个领域就越僵化,社会的变革虽然存在内部动力,但缺少变化诱因,革命的导火索要晚到清末列强入侵,给中国带来国家灭亡、文明中断风险以后才出现。

如果说有什么历史遗憾,要我说有两条。第一条,明朝腐儒误国,明朝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已经开始涌入中国,没有人重视,有人重视西学但是得不到重用,等于没用。当时,如果中西方文化能够得到良好融合,既能保留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也能促进中国科技水平尽快与现代科学体系合龙。第二条,清朝是以比较落后的文化状态取得国家政权的,当时对腐儒治国的危害还没有感受太深。清初迅速汉化,但是主要接受的是自明朝以来儒家的思想保守和无条件维护君权的一面,对于原初比较健康向上的早期孔孟文化是摒弃的。这就决定了清朝汉化愈深,愈是抱残守缺,中国封建王朝制度不亡于清朝该亡于何时?

诚然,清朝制造了文字狱,残酷压制了思想自由,使中国数次错过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但是清朝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其初期勇于开疆扩土,能够采取谋略驾驭和促进少数民族认同中华一统的理念,这是它的重要贡献。今天我们国家没有宗教问题,要感谢孔子时代就开始的“子不语怪力乱神”的非宗教的世俗化人文精神;我们国家极少有民族问题,既要感谢汉朝的文治武功塑造了强大的汉文化精神,也要感谢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政权比较好地解决了对待少数民族的治理和教化问题,使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生活与汉文明水乳交融,减少了隔膜感,并在大方向上有文化融合、经济一体化趋势。所以,外国人恨中国不分裂和不衰败,故意制造“满蒙非中国论”的论调来挑拨离间,是别有用心;若是有中国人也这么认为,那就是上了猴的当。

努尔哈赤当然是中国人,且不说他祖上几代都做的是明朝的官,就他本人来讲,最初也是接受明朝封赏,做的是明朝的官员。

出土的赤龙虎宝剑,明王朝册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时的馈赠物,后成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御用宝剑

我回忆到自己目前所写的文章中,关于女真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大。我想,这与我自幼憧憬白山黑水的风光有关。最初,我生活在山水相连之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兼而有之。后来,生活在一望无尽的大平原上,虽然居家舒适,但心情上不称意,总感到没有山水的共同陪伴是一种遗憾。历史上,白山黑水养育了一方人民,发生了数不尽的豪迈或悲壮的故事,我今天能够借网络评点一下人文故事,也算是得到一些内心的乐趣。

对于中国的历史人物,不妨宽容一点,多看其历史贡献,看其对中国发展和统一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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