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汉景帝时期，以吴王刘濞为首地方诸侯王叛军，高举“诛晁错，清君侧”旗帜，向中央公开反叛，史称“七国之乱”，虽在三个月内平定了此乱，却对西汉乃至于整个古代王朝奠定了一个中央与地方矛盾交错的基调。在西汉休养生息、渐入佳境的时期，为何诸侯王会纷纷起兵叛乱，谁是罪魁祸首呢?难道只是晁错的削藩建议导致的?对于七国之乱的爆发，毫无疑问晁错《削藩策》的提出是这次叛乱的导火线，在此之外还有诸多方面的矛盾积续和推手。
（七国之乱图）
(资料图)
一、 郡国并行制下，宗室子弟分封，留下隐患
西汉初年在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下不走寻常路，高祖刘邦作为与秦始皇同时代的人，他经历过战国分封诸侯兼并，战火纷飞的年代；也经历了秦朝全面推行郡县制的郡县天下的年代，在二者的基础上提出了“郡国并行制”。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吸取前朝历史经验，更多的是因为西汉初立，百废待兴，加上在楚汉战争中为击败项羽，分封了异姓诸侯王，中央与地方在实力上便有了差距。刘邦称帝以后，虽采取各种手段消灭打击异姓诸侯王，但仍然无力统控全国，实现中央集权，在此又提出“非刘氏不王”，大肆分封刘氏宗室子弟，即“同姓九王”。刘邦期冀着他们可以像西周初的分封制一样，拱卫王室，效忠朝廷，毕竟这些子弟都是刘氏血脉，比起外人来说总该更加亲切和信任，这在一开始的时候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尚且和睦。
（汉初形势图）
随着汉文帝即位后，同姓诸侯王也历经二三代，血缘关系日渐淡薄，这也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附庸关系切开了漏口。而弈棋事件也为祸乱埋下种子，文帝时吴王刘濞的儿子刘贤入宫，陪伴当时的皇太子，即汉景帝刘启一同饮酒玩乐，二人在棋桌上起了矛盾冲突，刘启用棋盘重砸刘贤的脑袋，致其当场去世。刘启贵为太子，刘濞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也就只能把杀子之恨深埋于心，此后吴王刘濞称病不朝，不尊诸侯礼仪，后来朝廷将吴国的使者扣押了，此举让刘濞愤懑又惶恐不安，加上前面的丧子之痛，心里渐渐的有了反叛的思绪。
在郡国并行制下，宗室子弟分封，他们之中有的封国土地大的能够横跨数个州郡，接连着十几座城池，地域广阔，经济发展迅速，就如吴王刘濞的封国来说，它地处今江苏一带，那里有丰富的矿山，他可私自铸币和铸造军器为己所用，财富和军事能力不断积累；除此之外，他还临近东海，可发展制盐业，自古盐铁业就是暴利行业，而诸侯国大多二者皆占，从这便可看出他们有着远超中央的经济物质基础，为叛乱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诸侯国的独立性强，有完备的官僚体系和军队，除了丞相由中央任命以外，其余官员本国诸侯皆有权任命和罢黜，如同独立的附属国，在封国内独揽大权，中央根本无从下手，这也使得诸侯国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的最大障碍。虽说汉初无力掌控诸侯王，但是在几代帝王的经营下，中央的实力与日俱增，卧榻之侧，又怎能容他人鼾睡，就像古代有几个帝王能真正容忍“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道理一样。
以上种种都是汉初郡国并行制度下衍生出来的问题矛盾，随着时间的发展，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中央与地方也难逃举兵对抗。
二、 激进的削藩手段，引发激烈的反应
中央与地方矛盾日益显露的时候，皇帝自然会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毕竟自己才是天下的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皇帝也开始着手考虑削藩，加强中央集权。
早在汉文帝时期贾谊曾建议逐步削藩，他在《治安策》中写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换言之就是通过颁布法令让诸侯王的子孙依次分封父辈的封地，类同于汉武帝时期主父堰提出的“推恩令”，将诸侯国的土地分封，土地越分越少，而诸侯却越分越多，使得诸侯势力分散，以此逐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是比较温和的方式，即便有些诸侯不满，矛盾也没有到爆发的时刻，加上一些原本没有土地的诸侯诸子也开始有了土地，何乐而不为？
汉景帝时期的晁错上书《削藩策》写道“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晁错认为，既然这藩国的权势迟早要削，早点采取措施便不用日夜提心吊胆，若晚了，必然会是祸患无穷。汉景帝听他这么一说，也觉得很有道理，便采取了他的建议，开始着手削藩，借口诸侯王违法，直接将封国土地收归国家所有，可这操之过急的手段却让各国诸侯王不满，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直接导致了“七国之乱”，而晁错也因此被当成政治牺牲品，腰斩于长安东市。
（晁错像）
相比于贾谊提出的温和方式，晁错的建议更为激进，直接上手，虽给诸侯王一个措手不及，却也给了他们一个叛乱的借口。中央想要削藩，加强中央集权，但诸侯也并非无所为之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所求，都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何况是一方之主呢，要从一个手握权势变成闲散王爷，任谁也不愿吧。因此他们的反抗也是情有所原的，若是弃械投降，坐等削藩怕是只剩死路一条，毕竟自古帝王无情并非只是口头之言，不见血光如何成大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诸侯王都选择放手一搏。
三、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趋势不可逆转
都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统一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逆转。当时的百姓刚从战国的战火里小心翼翼的生活到进入秦朝的大一统社会，却又在短短十几年的时光里，再次陷入战火，秦末战争，楚汉之争，几经颠沛流离，汉朝统一，这大一统不仅是帝王所求，更是百姓所求，因此这削弱王国势力必不可免。
在前面我们提到，汉初的郡国并行制是因为中央的实力难以满足中央集权的要求，而在黄老之术的运用下，西汉渐兴，形成“文景之治”的强盛景象，在这样的条件下，加强中央集权，树立朝廷权威也是必然的需要的。此外，虽然汉初行黄老之术，主张“无为而无不为”，但是文景之时，儒家思想也开始慢慢兴盛，儒家强调君权神授，君臣关系，主张大一统的思想，这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大一统也逐渐被统治者和尚儒的大臣所接纳并付诸行动，比如贾谊、晁错，他们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的建议也被采用到具体的措施之中。
（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形势图）
“七国之乱”发生后，景帝以诛杀晁错以此要求诸侯退兵，无果，便任命周亚夫带兵攻打诸侯，三月之内平定叛乱，此乱之后，同姓诸侯王遭受致命打击，七王俱死，汉景帝也趁机进一步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虽然诸侯王国依旧存在，却不再具备了与中央抗衡的能力，就像散养在家，权力被架空，已是任人宰割之态。自此，地方王国的威胁基本解除，使文景之治更加昌盛，这也为汉武帝时期的大一统措施奠定了基础，是强汉的铺路石。
（汉景帝像）
结语
从上述所阐述的多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七国之乱的罪魁祸首非一人一事之力，而是在众多的合力之下杂糅而成的矛盾导致的，在大一统的历史潮流下，它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不管是导致叛乱还是采取措施缓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都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从历史长河里，历朝历代，都存在这个问题，
比如两晋的“八王之乱”，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清朝的“三藩之乱”等等
，这个矛盾就像旋涡，来回往复。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孝景本纪》（卷十）
班固《汉书·景帝纪》
晁错《削藩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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