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代州（山西代县）振武卫人。军户出身的他不但武艺绝伦，读书也很牛，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与袁崇焕同科）。此后孙传庭历任永城、商丘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司郎中，天启五年因不满阉党专权，主动弃官归乡。
崇祯八年，孙传庭被朝廷重新启用为吏部验封司郎中。因与上司吏部尚书谢升不和，被后者在崇祯九年举荐为陕西巡抚，担负起剿灭流民军的苦差事。
上任前，崇祯特意召见了孙传庭，希望他不要辜负朝廷重托。孙传庭乘机提出了“派饷”的要求，然而崇祯的回复却是没钱。不过崇祯画了一个“小饼”（筹六万两，实际没给）并给了他一项“特权”，允许他绕开朝廷，自筹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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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颦蹙曰：“措兵难，措饷更难，无复以乏兵为言。朕姑措扃寺六万金给，而今岁饷后，则听若自行设处，不中制。”
《大明督师七省兵部尚书白谷孙公冯淑人同葬墓志铭》
一到陕西，孙传庭就迎来一个“下马威”。
他麾下各军卫的屯田，早已被豪强官绅们所瓜分。因此他账面上的士卒，因为缺饷无粮，大部分已逃军。剩下的则沦为兵痞，抢平民没问题，真打仗完全指望不上。平叛之初，因士卒跑得太快，孙传庭差点被流寇生俘。
加上连续五年的干旱、瘟疫以及地方官员的贪腐，孙传庭明白用常规的方式除了逼出“反民”，筹措不到军费钱粮。因此他将目光瞄向了大户豪强们 – “清屯清兵”，方法就是用刀和他们讲道理。
这虽然在短时间内筹到募军的钱粮（银四十五万两、粮五万石），但也为他日后的结局埋下了因果。
崇祯九年七月，孙传庭准确判断出高迎祥的行军路线，在黑水峪设围，“四日三捷”最终生俘闯王。不但让崇祯激动得告庙祭祖，也让孙传庭一战而天下闻名。
此后孙传庭一边练兵，一边配合洪承畴围剿李自成部。崇祯十一年四月到八月，孙传庭在合水、澄城、庆阳等地连败流民军郭汝磐、张天琳等。李自成本部也在潼关南原被洪承畴围歼，仅率十八骑突围。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清军第五入关劫掠。洪承畴和孙传庭等将，不得不先放下陕西的平叛大业，响应勤王诏令，然而等待孙传庭的却是“口水仗”。
十一月二十六日，率军到达保定的孙传庭接到兵部咨文，命他至真定驻防御敌。孙传庭认为卢象升已驻防真定，自己不必前往，遂移文兵部询问是否应该换地驻防。十二月初三，兵部发来明旨，命令孙传庭前往真定会同卢象升、高起潜协剿。
十二月初五，移师途中的孙传庭鉴于清军的强悍，上了一道密奏，直言不可浪战。这本没什么，但是一件突发事件，让这份密奏在崇祯眼里变了味道。十二月十二日，无人支援的督师卢象升战死钜鹿。
十二月二十七日，孙传庭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接替卢象升，总督各镇援兵。但因卢象升的战败，高起潜（关宁总监军）只听命崇祯。孙传庭头衔、责任虽然变大了，但手里的兵一点也没变多。
崇祯十二年正月十八，孙传庭被改任为保定总督，负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进而陷入更大的麻烦。
由于之前与后金的议和风波，导致不少统帅、将领面对后金时首鼠两端，不愿意卖力出战，坐视清军蹂躏山东。自觉要成背锅侠的孙传庭，先是上疏指责督军的内阁首辅刘宇亮惧怕战败担责，阻止他出兵。接着又弹劾高起潜麾下将领祖宽，称其应为济南失守负责。
而刘宇亮、高起潜等人则抓住孙传庭奉行的“不轻出、严守备、伺机攻”，攻击孙传庭实为“畏敌避战”。除此之外，孙传庭也跟兵部尚书杨嗣昌杠了起来，反对他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分四正六隅，马三步七，计兵十二万，加派至二百八十万，期百日平贼。传庭移书争之，曰：“无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屡经溃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贼不必尽，而害中于国家。”
《明史·卷二百六十二》
他认为“加派”是平民的沉重负担，不仅无益于剿贼还会逼出更多“反贼”。其次他认为这种大规模调动布网，没有考虑士兵的守土意识，长期背井离乡也会大幅度削减士卒们的战斗力。
但是孙传庭忘记了这个方案早获崇祯首肯，而崇祯的性格又决定了他不会认为自己的决定有问题（即便失败也是负责大臣的锅）。所以孙传庭的反对不仅激怒了杨嗣昌，也惹火了崇祯。
再加上多方的攻击、前面不愿意移防、反对浪战的提议等等，让疑心颇重的崇祯开始怀疑孙传庭故意不出力。感觉到自己被皇帝猜疑，孙传庭多次上疏请求面见解释，但均未被同意。为此有些心灰意冷加上感冒致耳聋的孙传庭，遂请求辞去保定总督一职。
这让本就疑心的崇祯，愈发的认定了自己的判断，觉得孙传庭是在故意推诿、撂挑子。遂传旨孙传庭留任练兵，并要求兵部派员复核孙传庭病情。兵部回报孙传庭患病属实后，崇祯并不相信，又令御史杨一儁再去核实。
杨一儁证实孙传庭患病属实的报告，反而进一步激怒了崇祯。皇帝认为杨一儁是在包庇，是想和孙传庭一起忽悠他，遂传旨将二人革职下狱。
这一关就是三年 …… 李自成、张献忠等流民军重新坐大；杨嗣昌兵败自尽；九边精锐和洪承畴也葬送于锦州 …… 面对糜烂的局势，崇祯又想起了那个不给钱也可以张罗出军队的孙传庭。
崇祯十五年正月释放孙传庭，在君前奏对回复如何平叛时，孙传庭也回赠了崇祯一个饼-- “陛下幸贳臣死，臣星驰入关，得精锐五千人足矣”。崇祯未置可否，但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
当年三月，三边总督汪乔年被闯军俘杀。崇祯遂命孙传庭为三边总督，拨付五千京营士卒，命其西出平叛。
孙传庭到西安后，虽然通过斩杀贺人龙（崇祯密令）收拢了一些兵马。但他也发现此时的李自成已是拥兵数十万的庞然大物，而且也不再是由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大量叛降的边军精锐在其麾下效力。
同时自己当年招募的秦军经项城之战、襄城之战、松锦大战等已损耗殆尽，顿感无力的孙传庭遂上疏朝廷要求增饷百万两以补练两万精兵。崇祯大怒，让他想想觐见时说了什么，并勒令他获饷后一个月内出关征剿叛军。
传庭乃图上方略曰：“贼众且数十万，臣纵得士死力，讵可一当百？以时势料之，非练兵二万，饷百万不可。”帝省章大怒曰：“卿面奏云何，而前后不雠？努力练所发兵，足饷一月即卷甲出关，毋得逗挠取咎也！”
《绥寇纪略·卷九》
崇祯虽然同意了增饷，但朝廷是拿不出钱的，还是让孙传庭和上次一样自筹，只是这次孙传庭没有了时间。
崇祯十五年六月，闯军第三次包围开封。崇祯任命苏京为监军，催促孙传庭出兵救援。虽然孙传庭认为刚刚募集的新军不堪一战，但在崇祯的强令下，还是在十月兵分两路出潼关、武关，夹击闯军。
孙传庭先派前军故意示弱，把闯军诱进设在河南郏县的包围圈。起初官军大胜，但闯军获罗汝才部救援后又乘势反败为胜，孙传庭不得不退回西安。
此后近一年里，孙传庭更为积极的招兵买马、置办军械。而作为他财源的官绅富户们，愈发无法忍受他的盘剥。这些官绅开始各种方式向朝廷递话，并谣传孙传庭按兵不动实则是“养寇自重”。
当时明朝有平叛实力的队伍仅剩三支。一是辽东关宁军，但除非放弃关外，不然难以内调平叛。二是湖北的左良玉部，只是这支队伍已演化为藩镇，不拿出银子朝廷很难指挥。三就是孙传庭重新组建的秦军。
对于这支部队的用法，当时也有另一种观点 -- 以守代攻。依托潼关固守陕西，这样闯军无论东进、还是南下都有后顾之忧。兵部侍郎张凤翔就曾进谏：“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只不过崇祯接受不了这个策略，加上他仍然不信任孙传庭，遂“下手敕催战”。崇祯十六年五月先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随后又令其加督江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军务。同年八月，孙传庭率数万秦军出潼关，并檄令天下兵马征剿李自成。
这次李自成也玩起了诱敌深入，利用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的现实，将主力南移，拉长官军的补给线。至九月天降大雨，李自成乘机派兵绕后断了官军粮道。
无奈的孙传庭只得亲率秦兵北返，打通粮道。但是被留下的官军将领们却人心惶惶，唯恐自己成了被抛弃的牺牲品，各部纷纷主动后撤。闯军乘势在汝州发起反攻，官军自然是一溃千里 ……
崇祯闻讯后大怒，削夺孙传庭督师及兵部尚书衔并命其“戴罪收拾余兵，扼守关隘，相机援剿，图功自赎”。对于孙传庭而言，结局已经注定了，无非是死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最终他和卢象升、杨嗣昌一样选择了“宁死沙场，不辱西市”。
孙传庭放弃了返回西安组织防御或者逃离的建议，于崇祯十六年十月初六日战死潼关。五天后无人防御的西安失守，孙传庭妻张氏（继室）率三妾两女投井。五个月后，无牌可打的崇祯于煤山自缢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