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史和妇女史研究日益兴盛,中世纪妇女的宗教生活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伯格音运动作为“中世纪欧洲修道史上惟一一次由妇女发起,并以妇女为主体的宗教运动”也开始受到关注。

然而,以往的研究有些仅仅是在研究修道妇女的宗教精神,或是在研究梅斯特·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时才偶尔提及伯格音。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史学家大多将注意力放在英格兰、法兰克、意大利、德意志和西班牙这些大国的历史上,而对低地国家的中世纪历史知之甚少。

(相关资料图)

二是伯格音运动的参加者从未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记录,致使关于伯格音的信息主要来自运动之外,而且大多出自旁观的视角,缺少正面的、系统的资料。

近年来,国外学者克服重重困难,对伯格音问题不懈探索,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在国内,史学界大多数人对这一运动仍然一无所知。

一、什么是伯格音运动?

1.作为专有名词的“伯格音”

“伯格音”是时人对该运动参加者的称呼。对于“伯格音”一词的来源,有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此词来自伯格音运动的创始人。持这一主张的是一些评论家和研究伯格音社团的宗教法学者,他们认为伯格音运动的创始人是“口吃者”兰伯特·伯格, 或是杰汉斯·伯格音这两人都来自列日教区。

第二种认为,此词是个代名词,来自于反对者对运动参加者的指控。指控运动参加者都是令人痛恨的异端——“自由灵性异端” 二是一些编年史家用这个词指代依附于阿尔比异端的妇女。

第三种是语源学的解释,认为这个词源自拉丁文。

2.伯格音运动

伯格音运动兴起于13世纪,通常人们将1215年作为其兴起初年。但事实上,1215年只是雅克8为伯格音争取教皇特赦的年份,伯格音运动真正的兴起时间应该更早。

13—14世纪伯格音运动发展壮大,但也面临诸多困难。15世纪初该运动开始衰落,16世纪因西荷战争而基本停止,但其余波一直延续至现代。研究者普遍将13、14世纪视为伯格音运动发展过程中最活跃、最重要的时期。

1216年继位的教皇霍诺里厄斯三世对伯格音表示赞许。此后,大批妇女纷纷加入伯格音,甚至还有少量男性加入,伯格音运动蔚成规模。

伯格音运动的中心区在低地国家、德意志莱茵地区和法国北部各大城镇。伯格音妇女纷纷成立社团。

二、伯格音运动兴起的原因

1.宗教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修道院的社会排斥性。在西欧中世纪,能够进入修道院修行的通常都是社会上层妇女。因为进入修道院要受两个条件限制,一是血统条件,即该妇女必须拥有贵族血统。

二是财产条件,即该妇女或其家庭必须向修道院交纳一大笔入院捐赠。这两个条件把绝大多数贫穷妇女排斥在修道院之外。

佛兰德尔的海诺特伯爵夫人珍妮和她的妹妹玛格丽特就注意到,当地许多打算过贞洁生活的虔诚女孩都不能实现进修道院修行的愿望。

因为家里女孩太多,父母太穷。而加入伯格音却没有条件限制,于是社会下层的贫穷妇女便纷纷投身伯格音运动以实现其宗教理想。

其次是教会和修会对女性的排斥。11世纪格里高利改革后,人们的宗教热情日益高涨,出现了大量愿意恪守贞贫的虔诚信女,于是各修会都对这些宗教妇女敞开了大门。

但是到13世纪,由于经济和名声等原因,修会不再接纳修女。妇女失去了在正规教会组织中修行的机会,于是她们开始寻求非正规的修行方式。

一些妇女社团模仿西多修会的规程进行活动,另外一些则尝试过一种更加自由的宗教生活,伯格音即属于后一种。

2.社会方面的原因

首先,城市的发展为伯格音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其一,11世纪末期起,城市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特别是一些不受行会或特殊规定限制的行业向妇女开放,使她们能够以看护、洗衣、织布、缝纫、零售等工作谋生。

很多伯格音社团依靠其成员的劳动可以自给自足,完全不必像修女院那样需要男子社团和教会的物质支持。城市经济的发展为伯格音实践其宗教理想提供了经济保障。

其二,城市的发展吸引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

其三,城市里有许多大教堂、修道院,可以为信教群众提供各种服务,还经常举行各类宗教庆典;城市里还有许多有名望的布道者、告解神父等,为妇女们提供了与著名僧侣直接交流和接触的机会。

其次,人口和婚姻状况失衡,迫使一些妇女成为伯格音。在城市里,那些不能顺心如意地解决婚姻问题的女孩,特别是新近涌入城市、由于社会地位较低和朋友圈子狭小而找不到丈夫的女青年,就会选择成为伯格音。

3.文化方面的原因

在中世纪,虔诚的教徒在宗教理想的鼓舞下,努力追求贞洁和清贫的生活,乃是一时风尚。在《圣经》里,基督教导他的使徒:“旅行时,袋子里不要装任何金、银、铜,也不要带包裹、上衣、鞋子和随从。”

三、伯格音运动的特点

伯格音与正规修女的区别,首先就在于她们没有进入修道院过完全禁闭的宗教生活。伯格音不遵守教会有关修行必须脱离世俗、完全禁闭的规定,她们仍然生活在世俗社会中。

她们或在家中自己修行,或在伯格音聚集的场所集体修行;修行之外,她们还要外出谋生,从事纺织、缝纫和刺绣等工作。

少数伯格音也接受家庭或其他人的捐赠,甚至有些社团靠有组织的乞讨来维持生计。但大多数伯格音是依靠自己的双手,靠劳动为生的;尽管收入微薄,但由于生活极其俭朴,所以能够自给自足。

但是,伯格音也不是普通的世俗妇女,她们在修行和工作之外,还用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为人祈祷、看护病人、救助贫困家庭、临终陪伴和丧事料理、教育儿童、社会服务等慈善活动,而且奉献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用于慈善目的。

伯格音与正规修女还有一点不同,即她们大胆地挑战教会的权威,敢于做只有男性僧侣才可以做的事情,比如布道、著述等。

按照教会的规定,妇女是不可以布道的,因为耶稣在《圣经》中说过:“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她沉静。”

伯格音却冲破这一限制,不仅像男性僧侣那样巡回布道,还将《圣经》译成民族文字并自行注释,著书立说讨论信仰问题,到处宣传自己的神学观点。

四、教俗各方对伯格音运动的态度及其变化

伯格音运动迅速而广泛的发展,在教俗各界引起诸多争议。13世纪初,当伯格音运动刚刚出现时,她们特立独行的宗教生活方式立刻获得了一些教会著名人士的赞颂。

与此同时,世俗社会也对伯格音运动表示支持。大批妇女渴望修行,却因种种限制不能如愿;而伯格音提供了一种自由的修行方式,因此得到她们的积极响应。

伯格音们布道时有大批妇女追随,很多人随后加入伯格音社团。贵族们也以各种方式资助伯格音运动。

伯格音在兴起之初获得普遍支持,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教会内部的腐化堕落现象日益严重,而伯格音勤劳、清贫和贞洁的生活方式起到了树立崇高榜样、改善教会形象、重建教会威望的重要作用。

其二,伯格音运动引起了教俗各方对妇女地位问题的忧虑。中世纪是大男子主义的时代,妇女只能有两种身份——要么是服从于丈夫的妻子,要么是服从于教会的修女,其他身份都得不到认可。而伯格音选择独身,不是妻子也不服从于任何男性。

她们也没有出家,不是修女也不服从于任何修会。伯格音这种独立的身份,既冒犯了大男子主义的尊严,也冒犯了教会的神圣地位,因而受到来自教俗各界的质疑和谴责,甚至被斥为异端。

尽管她们既不是异端也不反对正统教会,但是她们违反教会规定进行布道宣传,用民族语言翻译和解释《圣经》,大胆地著书立说谈论信仰问题;她们还极力推崇圣餐。

热衷于神秘体验;这些都引起了教会权威人士的担忧和反感,担心伯格音运动会形成对正统教会的威胁,至少有损于教会的神圣和荣耀。就在伯格音获得教会官方认可的当年,美因茨宗教会议就作出决定:这些妇女必须回到家里,必须接受教区神父的指导。

奥尔姆茨主教布鲁诺简单地表示了他的意见:“要么让她们结婚,要么把她们纳入教会认可的修会。”

1312年,维也尼大公会议在谴责伯格音之后宣布,如果这些妇女进入修女院并进行忏悔,那么即使她们不发誓修行,教会对她们也不再抱任何偏见。显然,这些表示都代表了正统教会对伯格音运动的态度——她们必须从属和服从于教会,接受僧侣们的监督。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尤其是在维也尼大公会议之后,伯格音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维也尼大公会议制定了两个法令反对伯格音,法令把伯格音运动的性质判定为“有组织的异端”。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系列针对伯格音的迫害活动。1310年6月,伯格音玛格里特·波蕾特因散发《

纯洁灵魂的镜子

》一书而被活活烧死。

1318—1328年,在莱茵兰和南法地区有许多伯格音被烧死。1320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Ⅱ,1316—1334年在位)发布法令,要求低地国家的主教们调查伯格音的行为。

1332年,西里西亚地区伯格音社团的所有成员都受到迫害。1405—1411年,巴塞尔城的伯格音遭到大面积屠杀。

对于1311—1312年维也尼大会到1414—1418年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期间这种大规模迫害伯格音运动的现象,学者基克弗形象地称之为反伯格音的“百年战争”。

虽然伯格音们在连续不断的打击迫害和无数次宗教审判中顽强地坚持了下来,没有被纳入任何修会;但是此后该运动确实处境困难,举步维艰。15世纪以后,伯格音运动逐渐衰落了。

伯格音运动是在特定背景下出现的,其兴起和衰落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化及其特点。尽管这一运动为宗教妇女提供了更充分地表达其宗教热情、更方便地满足其修行愿望、同时又更适应城市生活特点的宗教生活方式。

但是,由于牵涉到教会内部的斗争以及教俗各方对妇女地位问题的敏感,伯格音运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迫害,最终衰落了。

伯格音运动反映了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要求,并且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伯格音运动不仅在宗教史研究中值得重视,而且在社会史和妇女史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