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作为中国工业化的引擎和国民经济的支柱，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保持了快速发展，是一个高能耗和高排放的行业，也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之一。特别是随着中国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销售收入由1990年的4590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987939亿元，年均增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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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环境的破坏，特别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煤炭还将继续作为中国的主要能源。由于技术水平落后，中国制造业的能源消耗约占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的60%，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50%以上。因此，探讨我国主要制造业的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与碳排放有关的三个最重要、被讨论最热的变量是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效率。由于分析样本不同、选择变量不同以及估计方法不同，尽管有大量研究讨论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但现有研究也未能找到有关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共识的证据。造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多先前忽视了分布的异质性。
此外，随着外国直接投资愈加重要，许多研究集中分析了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之间的关系，但几乎没有研究讨论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制造业内讨论。经济增长需要依靠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而这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又可能反过来引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外国直接投资投入是否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到底谁应该对温室气体排放负主要责任，是生产国还是消费国？这些问题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辩论。此外，为了吸引大量外资，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宽松的监管机制来忽视环境问题，这就导致了污染避天堂假说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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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其较为放宽环境法规与标准，可能会促进因为外国直接投资而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然而，当通过外资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或者说外资流向第三产业时，整体的碳排放又会下降，这就导致了光环效应假说的出现。因此，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是必要的。
与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相比，能源强度是更好地反映一个国家能源和经济绩效的指标，更是中国国际减排承诺的重要指标。然而能源强度对整体碳排放的影响也是有争议的。
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减少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对中国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能源强度的减排目标意味着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的对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强度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二类是碳排放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第三类是碳排放与能源强度的关系。
第一类研究探讨了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和脱钩分析模型是这类研究的热点。EKC理论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经济发展初阶段会刺激环境退化，随着经济的增长，随后又会改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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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气候变暖，EKC理论的存在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例如，Narayan和Narayan通过研究43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发现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存在EKC曲线。Dong等基于中国30个省份天然气消费相关碳排放水平的面板数据，检验是否存在EKC曲线。
Shuai利用EKC理论判断了164个国家以及地区的EKC曲线拐点，证明了其中123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符合EKC理论。脱钩分析是另一种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方法，源自物理学，被经合组织定义为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
相较于EKC理论，脱钩分析具有计算简单、更容易理解和操作、有效地识别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实时动态关系等优点，通过脱钩分析方法对1997年至2013年英国生产部门的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进行了研究，证明了英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已经成功脱钩。
第二类研究是针对碳排放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从以往研究看，FDI对碳排放存在着双向影响，即污染天堂假设和光环效应假设。例如，Ren等基于工业面板数据，通过GMM方法检验了FDI、贸易开放、出口、进口和人均收入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证明污染天堂假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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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和Liu利用双方程模型探讨FDI、对外贸易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证实了光环效应假设现象的存在。
第三类研究是从碳排放与能源效率的关系来看，国际能源署、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一些国家以及很多学者都认为能源效率是减少能耗和碳排放的有效战略，而有其他学者则认为能源效率的提高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这就是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
能源效率的提高降低了能源使用和服务的有效价格，这可能增加对能源和其服务的需求，导致总排放量的增加。例如，Wang和Wei基于DEA方法评估了中国的能源和排放效率，衡量了其节能减排潜力。Yao等从区域角度探讨了碳排放效率、能源效率以及减排潜力，发现中国各地区在碳排放效率与能源效率间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
Lin和Zhao基于Morishima替代弹性模型，通过非对称能源价格、跨对数成本函数等方法，建立衡量我国纺织业反弹效应的研究框架。结果表明，提高能效并不是中国纺织业实现节能减排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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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等基于1994-2012年的年度数据，通过指数分解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工业部门的能源反弹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产业确实存在能源反弹效应，且工业产业和制造业的能源反弹效应随时间呈整体下降趋势。
对比以上相关研究发现，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FDI和能源强度关系的分析仍然缺乏，使得目前独立的研究制造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FDI和能源强度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有效全面的分析，以弥补中国制造业碳排放与中国经济发展、FDI和能源强度关系的研究空白，努力在行业层面上丰富我国的低碳经济研究成果。
为此，采用2000-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和能源强度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
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和能源强度在不同的制造业碳排放水平下和不同区域下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是不同的，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且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的碳排放起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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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的碳排放具有积极影响，且高排放省份的经济增长对其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越高；而外国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的碳排放的影响是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高排放省份影响更为显著，并且支持在我国制造业存在污染天堂假说，而不存在光环效应假说。
此外，能源强度的减少对于碳排放的减少并未产生积极的作用，高排放省份的能源强度对其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越高，说明我国制造业存在能源回弹效应。最后，证实了中国制造业存在巨大的减排空间。
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研究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的碳排放，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很少有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解决中国碳排放的问题。
第二，在固定效应的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框架下，充分研究了具有分布异质性的中国制造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决定因素。这主要是因为有效地实现制造业减排，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空间差异以及各种变量在不同时期的差异效应，中国目前正在面对经济转型，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考虑跨区域的异质性，能源和碳排放变量的计算结果可能会有偏差。然而，OLS回归系数不能捕获这种复杂的空间模式，因为它只反映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平均影响。然而事实上，中国具有许多省份，且每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都有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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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固定效应的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数据，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碳排放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而有助于决策者制定更为准确的环境保护政策。不同分位数上的回归系数往往不同，即解释变量对不同分位数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不同。
而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描述因变量的整个条件分布，因此，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相关的因素，特别是在极端分布条件下的状况。第四，我们的模型中包含了一些相关的控制变量，这可以很好的解决以前研究对变量偏差问题的忽视。尽管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它经常被忽视。
结语
第五，由于制造业碳减排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研究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和能源效率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行业减排的重要性性，为决策者减少总体的碳排放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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