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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然而，在同一个省（广西自治区），同一个市（桂林市）治辖之下，有两个县的县志：即新版《兴安县志》和新版《全州县志》，对古“零陵县”出现两个不同版本的记载，这种怪事在中国地方志编纂历史上前所未有，广西通志馆文史专家若谷先生对此给予了严厉批评！

《兴安县志》（2005年版）在“大事记”中，对古“零陵县”专门进行了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置零陵县,今兴安北部地区属零陵县，零陵县城设在今界首镇附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兴安界首置零陵县，令秦军在县治筑秦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进军岭南，令监御史禄在兴安地区开凿灵渠；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史禄在兴安凿成灵渠，连接了湘江和漓江，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同年，秦始皇令在兴安溶江镇内筑秦城。”基于《兴安县志》记述，又基于城子山古城址的历史文化沉积，兴安县人民政府在界首镇的城子山立了古“零陵县治的文物保护单位碑”。

《全州县志》(2005版)在笫一章“建置”中（21页第三行）也同样对古“零陵县”给予了专门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11年），境内置零陵县，治所在今县城西南39千米处”。在第二节“沿革”中（22页），又重复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前211年）于境内置零陵县，治所在今县城西南39千米处，隶长沙郡。”

广西新版《全州县志》和新版《兴安县志》对古“零陵”的记载一个最大的硬伤就是：此时的“零陵”不是秦始皇时期的“零陵”，而是汉武之后的“零陵”县。2001年，广西通志馆文史专家若谷先生在《广西地方志》第1期发文《广西历史并未见有秦县零陵》严肃指出：近年新编广西通志及全州县志，一反旧志又不作辨白，即判定广西最早设县为秦代零陵县，未免过于草率。考订某些辞书图籍虽涉有秦县零陵之说，而证据很不足。证诸建国后的考古资料：楚国鄂君启节，马王堆汉初长沙国地图、秦汉现存封妮玺印、兴安古秦城的试据，全州古城址的调查，均未发现有秦县零陵的印迹。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广西考古队队长、广西最具权威的历史考古专家、原籍为全州后划归兴安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蒋廷瑜先生曾撰文《 广西地区最早的县——洮阳》(原载《学术论坛》1981年第6期），明确指出：洮阳县即今日广西全州县。“洮阳”县是全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县名。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洮阳县，治所在今永岁乡梅潭村后山坡上。从“零陵”这一古地名的由来及其演变来看，零陵与全州没有任何关系。

广西考古队副队长、广西文物工作队研究员李珍先生，多次参加全州、兴安、灌县古遗迹的考古和发掘。他于2004年第2期在《广西民族研究》（总第76期）发表了《汉代零陵县治考》研究文章。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广西历史上的零陵县是汉代设置的，非秦始皇时期的零陵县。且县治在兴安界首，非在全州咸水乡。这与广西另外两位专家若谷、蒋廷瑜的观点不谋而合。《广西民族研究》为此专门指出：零陵县是古代湘桂走廊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县份，但其县是秦县还是汉县、其治所在什么地方，长期以来模糊不清。广西考古队副队长、广西文物工作队研究员李珍根据史书记载，结合考古发现，通过综合对比研究，认为古零陵县是汉县，位于兴安县北界首的城子山古城址就是汉代零陵县治的所在地。

根据广西考古队在兴安、全州以及灌县的几次考古发掘，也没有发现秦置零陵县的遗存。就连传为“秦城”的遗址其实也是《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越城，建城时间是西汉中期，是汉南越国国王赵佗修建用来抵御大汉王朝的，属于桂林郡（岭南三郡均受赵佗南越国节制）。根据秦简证实，秦代也根本没有长沙郡。全州人不心甘，总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他们无视广西三位文史专家的权威发声，不断在网络上制造谎言，否定若谷、蒋廷瑜和李珍先生的观点，颠倒逻辑关系，咬定全州有“最古老的地名‘零陵’”是毫无根据的。